“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作者/王飞鸿
一、引言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库特，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明确表示：“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到头来，人们丧失了充当人的勇气。”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是滑稽、卑琐、无助的小人物，不知道何去何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人的价值和自我无法实现，从而在认知与价值的层面上对传统意义上的“人”进行了颠覆与解构。同时，后现代小说也通过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对作品中的“人”进行了颠覆与解构。
二、双重性
小说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经过确诊并有过住院治疗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在断裂的时空环境中幽灵般地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德累斯顿大轰炸制造的可怕惨相和清理死人坑的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他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使毕利的形象在不断的裂变和矛盾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既像是以德报怨、济世救人的耶稣，又像是滑稽可笑、傻傻呆呆的小丑。两种完全南辕北辙的特性却在毕利的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魅力。实际上，这两种特性是理性与疯狂的较量。理性已经失去归宿，但是距离疯狂还有一段距离。毕利只好在二者之间摇摆和徘徊，时而是看透尘世、宽恕一切、挽救苍生的救世主，时而是听天由命轻生厌世的木偶般的小丑。
冯内古特在小说开始之前就引用圣诞颂歌作为题辞，表明了把毕利与基督的形象联系起来的意图：“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这段圣诞颂歌不但在小说的第九章再次重复出现，而且还有冯内古特的明确解释：“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哭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这句话的背景是：备受折磨的毕利在战争期间看尽人间惨相都不曾流过泪，可是看到那匹受了重伤、渴得要死而无人关心的马时，他却泪如雨下。实际上，毕利与基督的形象被作者有意地联系在一起，而基督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受伤的马是对遭难的基督委婉的暗指，从而也成了受尽战争伤害的毕利自身的暗指。因此，毕利看到那匹马时就像看到了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被惊醒的状态，因而绝望的情感开始复苏，留下了眼泪。
不过，圣诞颂歌里的基督被惊醒后，是不哭也不闹的，而毕利以前是这样（像基督一样遇到任何悲惨的事情都不会哭泣），此时却泪如雨下，好像与其基督的形象有些自相矛盾了。
其实，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表达风格，正好暗示了毕利的形象虽然与耶稣的形象被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耶稣形象。毕利的形象具有双重性，而且是充满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像耶稣一样，对于一切人类的苦难虽然都淡然处之，但是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试图在地球上传播拯救人类的新福音；另一方面，却又像个听从命运摆布的小丑，因为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无能为力而常常陷入具有哲学意味的精神痛苦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他的精神经常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表明，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他精神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毕利与基督形象的重叠。大轰炸之前，离开英国俘虏大院赶往德累斯顿的毕利走在队伍的前头，脚穿银白色的靴子，“身上披着天蓝色帷幕，好似穿着宽大的礼服”。一向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毕利，却不止一次地走在人群的前边，加上人群的前呼后拥，颇有领头羊的气势。这一类似情景的反复出现，其实是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时的情景的隐喻。毕利虽然表面上看来就像个行尸走肉的空心人，死气沉沉，毫无活力，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顽强的信念和力量，那就是通过传播新福音，创造和平，拯救人类。因此，一心想要把大众星上了解到的时空观、死亡观带到地球上的毕利与耶稣的形象发生了自然而然的重叠，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扮演了人类的引路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处特别典型的毕利与耶稣形象的重叠。在战争结束两天后刚到屠宰场时，毕利在车里打瞌睡时，听到一男一女在用怜悯的语调讲话（实际上是在安慰两匹受伤的马），“那种腔调在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此时，受伤的马，受残害的耶稣，受战争戕害的毕利，产生了三位一体似的重叠效果，只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他们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毕利从来都不曾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兵，但是他从来没有惧怕过死，甚至可以称得上视死如归。只不过，他的视死如归是因为生存无望或者说生存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而非英勇无畏。这样一心求死的消极心态与土兵的身份和战争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显得极其荒唐。被俘前的毕利曾被罗兰·韦锐踢踢打打，却毫无反抗之意。而同为美国土兵的18岁的韦锐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关怀之意，不但没有同仇敌忾的同情，甚至企图踢死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毕利。此时的毕利饱受虐待却对施加虐待的人没有仇恨和怨言，这一点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完全相似。因为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却并不懦弱、麻木，他只是宽恕了愚昧的罪人。
尽管毕利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不止一次地发生重叠，但是在很多时候，毕利身上又充满了荒诞滑稽的一面。
毕利的形象非常荒唐滑稽：“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筒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筒民用鞋，那还是他为了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没有铜盔、大衣和军靴，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常见的驰骋疆场的神勇斗土。没有武器，不但无从打击敌人，而且也无从保护自己，典型的“对敌无害，对友无益”。他脚上那双掉了一只后跟的不合时宜的民用鞋，就像是“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的毕利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就上了战场，又不知怎么回事就落魄狼狈至此了，并且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除了那双令人发笑的鞋之外，毕利的着装是这样的：一件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偏长的衬衫，一条粗毛料裤子。田间劳动服应该是农民在田间劳动穿的，粗毛料裤子应该属于正装，再加上偏长的衬衫、少了一只后跟的民用鞋、秃顶和寒风吹红的脸，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产生了二战战场上堪称最为荒诞可笑的士兵形象：一瘸一拐如同正在进行滑稽舞蹈表演的小丑，制造了令人捧腹的戏剧效果。
战后的毕利依然不是什么英雄，依然像个小丑和傻瓜。他回到家乡后，和又胖又蠢、别人都不愿意娶的瓦伦西亚结了婚——后者成为他精神失常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我的丧失使毕利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连结婚对象的选择也没有慎重考虑。毕利的婚姻与感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决定他婚姻的主要因素好像是未来的岳父能在他的事业上提供强大的帮助。从这一点上看，毕利显得有些庸俗或者势利。实际上，毕利对于婚姻根本谈不上选择，只是随遇而安罢了。
崇高与丑的联手造就了毕利复杂多变的形象，也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英雄观：既坚忍不拔又怯懦脆弱，既积极争取又消极绝望，既胸怀苍生又庸俗卑下。耶稣身上带有小丑的荒诞和滑稽，小丑的身上又带有耶稣的宽容和无私，毕利有时是耶稣，有时是小丑，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的混合。可以说，精神分裂症实质上是人物双重性的一种外在体现，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难以确定的困顿处境中挣扎的一种象征，也是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具有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模糊性
《五号屠场》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不太清晰，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毕利作为故事的主角，表面看来，其形象还是比较清晰的。然而，关于毕利的外貌描写却只有寥寥数语。读者能够得到的印象就是：“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的瓶子”，“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毕利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读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毕利到底长什么样子。他的出生地只知道是埃廉市，具体地点不详。他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至于是怎么战斗的，文中没有交代。他有精神病史，曾住院治疗，但不知道到底是否治愈。他战后的职业是配镜师，但是很少看到对他工作的具体描述。因此，所有这些信息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毕利貌似清晰的形象，其实只是一个个面目不清的影子，影子的各个侧面 《“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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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飞鸿
一、引言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库特，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明确表示：“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因为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病弱不堪，都是被巨大的力量耍弄得无精打采的玩物，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到头来，人们丧失了充当人的勇气。”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一般都是滑稽、卑琐、无助的小人物，不知道何去何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人的价值和自我无法实现，从而在认知与价值的层面上对传统意义上的“人”进行了颠覆与解构。同时，后现代小说也通过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对作品中的“人”进行了颠覆与解构。
二、双重性
小说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经过确诊并有过住院治疗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在断裂的时空环境中幽灵般地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德累斯顿大轰炸制造的可怕惨相和清理死人坑的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他的形象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使毕利的形象在不断的裂变和矛盾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既像是以德报怨、济世救人的耶稣，又像是滑稽可笑、傻傻呆呆的小丑。两种完全南辕北辙的特性却在毕利的身上得到了奇异的结合，产生了独特的魅力。实际上，这两种特性是理性与疯狂的较量。理性已经失去归宿，但是距离疯狂还有一段距离。毕利只好在二者之间摇摆和徘徊，时而是看透尘世、宽恕一切、挽救苍生的救世主，时而是听天由命轻生厌世的木偶般的小丑。
冯内古特在小说开始之前就引用圣诞颂歌作为题辞，表明了把毕利与基督的形象联系起来的意图：“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这段圣诞颂歌不但在小说的第九章再次重复出现，而且还有冯内古特的明确解释：“毕利以前常常看到许多值得痛哭的事儿，但他很少哭泣，在这个意义上看，他至少像圣诞颂歌里的耶稣。”这句话的背景是：备受折磨的毕利在战争期间看尽人间惨相都不曾流过泪，可是看到那匹受了重伤、渴得要死而无人关心的马时，他却泪如雨下。实际上，毕利与基督的形象被作者有意地联系在一起，而基督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受伤的马是对遭难的基督委婉的暗指，从而也成了受尽战争伤害的毕利自身的暗指。因此，毕利看到那匹马时就像看到了自己，突然进入了一种被惊醒的状态，因而绝望的情感开始复苏，留下了眼泪。
不过，圣诞颂歌里的基督被惊醒后，是不哭也不闹的，而毕利以前是这样（像基督一样遇到任何悲惨的事情都不会哭泣），此时却泪如雨下，好像与其基督的形象有些自相矛盾了。
其实，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表达风格，正好暗示了毕利的形象虽然与耶稣的形象被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耶稣形象。毕利的形象具有双重性，而且是充满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像耶稣一样，对于一切人类的苦难虽然都淡然处之，但是非常关注人类的生存，试图在地球上传播拯救人类的新福音；另一方面，却又像个听从命运摆布的小丑，因为对人类的生存困境无能为力而常常陷入具有哲学意味的精神痛苦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他的精神经常在两种状态之间摇摆，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表明，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是他精神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说中还多次出现了毕利与基督形象的重叠。大轰炸之前，离开英国俘虏大院赶往德累斯顿的毕利走在队伍的前头，脚穿银白色的靴子，“身上披着天蓝色帷幕，好似穿着宽大的礼服”。一向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毕利，却不止一次地走在人群的前边，加上人群的前呼后拥，颇有领头羊的气势。这一类似情景的反复出现，其实是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时的情景的隐喻。毕利虽然表面上看来就像个行尸走肉的空心人，死气沉沉，毫无活力，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顽强的信念和力量，那就是通过传播新福音，创造和平，拯救人类。因此，一心想要把大众星上了解到的时空观、死亡观带到地球上的毕利与耶稣的形象发生了自然而然的重叠，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扮演了人类的引路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处特别典型的毕利与耶稣形象的重叠。在战争结束两天后刚到屠宰场时，毕利在车里打瞌睡时，听到一男一女在用怜悯的语调讲话（实际上是在安慰两匹受伤的马），“那种腔调在睁开眼之前听起来仿佛是耶稣的朋友在把耶稣受残害的尸体搬下十字架时所讲出来的”。此时，受伤的马，受残害的耶稣，受战争戕害的毕利，产生了三位一体似的重叠效果，只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他们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毕利从来都不曾像一个正儿八经的兵，但是他从来没有惧怕过死，甚至可以称得上视死如归。只不过，他的视死如归是因为生存无望或者说生存已经变成了一种痛苦，而非英勇无畏。这样一心求死的消极心态与土兵的身份和战争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显得极其荒唐。被俘前的毕利曾被罗兰·韦锐踢踢打打，却毫无反抗之意。而同为美国土兵的18岁的韦锐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关怀之意，不但没有同仇敌忾的同情，甚至企图踢死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毕利。此时的毕利饱受虐待却对施加虐待的人没有仇恨和怨言，这一点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完全相似。因为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却并不懦弱、麻木，他只是宽恕了愚昧的罪人。
尽管毕利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不止一次地发生重叠，但是在很多时候，毕利身上又充满了荒诞滑稽的一面。
毕利的形象非常荒唐滑稽：“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筒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筒民用鞋，那还是他为了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没有铜盔、大衣和军靴，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常见的驰骋疆场的神勇斗土。没有武器，不但无从打击敌人，而且也无从保护自己，典型的“对敌无害，对友无益”。他脚上那双掉了一只后跟的不合时宜的民用鞋，就像是“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的毕利自己，不知怎么回事就上了战场，又不知怎么回事就落魄狼狈至此了，并且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除了那双令人发笑的鞋之外，毕利的着装是这样的：一件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偏长的衬衫，一条粗毛料裤子。田间劳动服应该是农民在田间劳动穿的，粗毛料裤子应该属于正装，再加上偏长的衬衫、少了一只后跟的民用鞋、秃顶和寒风吹红的脸，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产生了二战战场上堪称最为荒诞可笑的士兵形象：一瘸一拐如同正在进行滑稽舞蹈表演的小丑，制造了令人捧腹的戏剧效果。
战后的毕利依然不是什么英雄，依然像个小丑和傻瓜。他回到家乡后，和又胖又蠢、别人都不愿意娶的瓦伦西亚结了婚——后者成为他精神失常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我的丧失使毕利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连结婚对象的选择也没有慎重考虑。毕利的婚姻与感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决定他婚姻的主要因素好像是未来的岳父能在他的事业上提供强大的帮助。从这一点上看，毕利显得有些庸俗或者势利。实际上，毕利对于婚姻根本谈不上选择，只是随遇而安罢了。
崇高与丑的联手造就了毕利复杂多变的形象，也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英雄观：既坚忍不拔又怯懦脆弱，既积极争取又消极绝望，既胸怀苍生又庸俗卑下。耶稣身上带有小丑的荒诞和滑稽，小丑的身上又带有耶稣的宽容和无私，毕利有时是耶稣，有时是小丑，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的混合。可以说，精神分裂症实质上是人物双重性的一种外在体现，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难以确定的困顿处境中挣扎的一种象征，也是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具有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模糊性
《五号屠场》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不太清晰，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毕利作为故事的主角，表面看来，其形象还是比较清晰的。然而，关于毕利的外貌描写却只有寥寥数语。读者能够得到的印象就是：“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的瓶子”，“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毕利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读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毕利到底长什么样子。他的出生地只知道是埃廉市，具体地点不详。他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至于是怎么战斗的，文中没有交代。他有精神病史，曾住院治疗，但不知道到底是否治愈。他战后的职业是配镜师，但是很少看到对他工作的具体描述。因此，所有这些信息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毕利貌似清晰的形象，其实只是一个个面目不清的影子，影子的各个侧面 《“人”之死：《五号屠场》中人物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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