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

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8]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毛泽东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也饱尝了放弃领导权招致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争蛔跃醯取领导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而实现对广大抗日民众的领导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11]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将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所需要的条件概括为两条：“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着他又将这两个条件写进《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并且指出：“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3]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

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四  
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应有之义。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点，把党的建设作为三个法宝之一，是基于他对共产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时农民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来源。一批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把源于本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带进党内，涣散着党的组织，危害着党的事业。这种苗头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问题。  
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建设18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党的建设与党的斗争是不能分离的。共产党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积累着斗争的经验，加深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18年的历史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18年的历史还证明，

《试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经验的总结(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