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的若干思考

表现在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新中国第一部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明确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在讨论纲领草案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写进《共同纲领》中去，刘少奇、周恩来都解释不必明确写上的原因。刘少奇在会上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35页。）周恩来在会议上说：“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注：《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368页。）  
总之，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毛泽东的亦即中国共产党的立国思想。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这个理论形成和成熟的过程，同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密切相关。学习与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我们可以从中把握这一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毛泽东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的楼梯。作为一个楼梯，必然是过渡的、暂时的，同时和上下两个社会是紧密相联的，是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由此毛泽东找到了过渡的逻辑联系以及条件，换言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发展，是走上社会主义之途的逻辑基点，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由此可见，建国初期毛泽东是主张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发展方向，而不是立即就采用的实际步骤。  
其次，毛泽东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独立性和阶段性，并且指出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即民生问题。当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建立是有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落后的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避不开大工业及其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阶段。他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同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鉴定，认识上却前后不一，摇摆不定。尤其是在建国初期，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曾几经变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没有明确论述，但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明确认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 性质是资本主义但又是人民大众；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注：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定本），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结论的讲话中，他继续强调，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  
总体说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看法虽然有所摇摆，但基本上是把新民主主义看成是新资本主义的。这种新资本主义如果说与老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在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在经济上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  
但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嬗变。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设想，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新资本主义或曰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也不是所谓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征类似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特征。  
由于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了想法，并且在内容上作了调整，使之尽可能地与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靠近，所以，建国后毛泽东就一般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土地改革一完成，他就立即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并且批评想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同志说：“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不仅是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把新民主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此时资本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威胁存在着。为了使全党丢掉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幻想，他甚至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称之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真的搞它20年的“新资本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原先绘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但却没有在任何场合下对放弃的原因作出解释。毛泽东之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产生在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的考虑，其中的一些理论不能不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已经被全党所接受，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已写进《共同纲领》，如果解释起来，反而显得被动。当时，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在原则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那么，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办就是了，不需要再作什么解释了。这也正是他在建国初期反复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对照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检查自己言行的原因所在。综观我国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历史，实际上，“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注：胡绳《社会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由此推论，毛泽东的民主革命必须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衔接的理论，同发展新民主主义存有矛盾。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论时可能未曾意识到，但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和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的确是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反映。这一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论本身确实也存在一些“罅漏”。以至于随着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即将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通过革命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就不能不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那就必须将社会主义革命暂时搁置起来；要么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必须放弃新民主主义。历史告诉我们，毛泽东驾驭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做出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选择，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曾经指导了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践，这个实践已经成为历史。而且，历史已经做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行两个革命阶段的转换，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它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将来一举转变论”，形成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论”。这一构想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困，消灭剥削制度的愿望，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展过于急促，但是，从方向上说，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出是符合当时的客观需要的，在改造进程中创造的各式各样的过渡形式，成功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历史不会绝对地重复，但是在革命进程中，的确有时候像列宁所说的，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复做一件事情。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想用一个冲锋就使落后的俄国跨入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列宁毅然地实行革命的退却，开始新经济政策。列宁在1922年，即十月革命后五年曾这样说：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要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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