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的若干思考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因此要求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最困难的任务”。（注：《列宁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7页。）  
今天，当我们在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中，已意识到准备再一次“重新做那还没有完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进行再思考，对于我们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必须坚持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尺度，理清革命转变所依赖的内在矛盾机制的辩证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还是比较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促进，并且以发展生产力为主、改变生产关系为辅，他一再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在建国后，他的想法更接近于被表述为这样一种思想：以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从理论形态上加以明确概括，他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放所有制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然而，毛泽东似乎只注意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这种做法背后所隐含的前提条件，即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后来，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其次，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跨越”，但资本主义世界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却无法“跨越”，这在马克思提出“跨越”理论时已经作了规定。1881年2月至3月间，马克思致俄国查苏利奇的信里，详尽地阐述了俄国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由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即俄国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环境中，它“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而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反之，“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社会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由此可见， 落后国家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付诸中国的实践，却反映出他急于向共产主义快速过渡或缩短过程的思想，究其原因，主要问题还在于毛泽东缺乏对缩短所必需的条件进行全面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积累因素的量的估计不足。  
再者，充分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短暂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其两者延续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以后感到，这是“力所不能及的”。从1921年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然而， 毛泽东在两个革命转变过程中，比较注重列宁1921年前实行共产主义的论述，而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1952年，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两种设想、两种方案碰撞时，毛泽东选择了前者，抛弃了后者。因而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同它的理论一样像闪亮的流星似的匆匆消逝。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毛泽东也感觉到这一“跨越”的短暂性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据薄一波回忆：“后来当他发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结束得过早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得不够时，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短暂性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大量遗留任务亟待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完成，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这正是我们在对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再思考的基础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所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对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再思考，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1949年。仅就社会经济结构而言，几十年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加；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广大农民已从小农经济的樊篱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况且，从今天角度看，

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并非是理想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肯定我国今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也就要长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过去是作为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尾巴而被排斥的。在今天，国家依法保护私营、个体、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所有这些都是积极地利用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如果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可设想的。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现实以来，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建设社会主义而利用资本主义，会不会遇到什么风险呢？应该说，不能绝对排除各种大的小的风险。做任何新的事情，走任何新的路子，都不可能没有一点风险，没有一点副作用。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的现实，善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按照实际情况，大胆地开拓新的路子，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的种种风险是完全有把握的。因此，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学习、研究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握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走向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的若干思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