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吴敬琏现象”：市场经济发展诉求与政府管理的博弈

我把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前辈吴敬琏先生痛斥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罪恶”称为“吴敬琏现象”。既然称之为现象，就不仅是吴老一人，其他还有茅于轼、林凌……。提出“吴敬琏现象”，能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市场经济发展诉求与政府管理的博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人们对市场经济在我国还噤若寒蝉的时候，这些大师级专家就着手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体制设计。他们硬是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缝隙里撬开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子。市场经济就这样如雨后春笋般，在重压下、石缝里艰难地、倔强地发芽着、星星之火般燎原起来。历经近20年的呐喊、呵护，可谓呕心沥血，如今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主导经济。按说，诸如吴敬琏等前辈应该高兴。现实则相反，吴老不仅高兴不起来，甚至常常拍案而起，比如，吴老勇敢地揭露股市“黑幕”。比如面对中国出现“权贵资产阶级”的机率越来越大，吴老在纪念改革25周年的学术会上大声疾呼吁警惕“权贵资产阶级”。比如茅于轼先生追问：改革究竟怎么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了太多的“怪异现象”。那些市场经济的管理者和行为者利用发展市场经济有恃无恐地非法谋取社会财富。就在市场经济空前发展，而且使中国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这一可以载入民族伟大复兴史册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积累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相信这些问题和矛盾也是吴老最不愿意看到的，却越来越猛烈地撞击吴老等人的心灵。我用“欲哭无泪”、“忧心如焚”来形容他们的心情，或许有揣度之嫌，但吴老等众多前辈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这是“‘不好’的市场经济”。至少，这不是他们曾经设想的中国式市场经济。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绝对没错。但“‘不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任何一位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感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作为上升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它不仅会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社会各个领域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其中，行政行为对形成好或不好的市场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基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滞后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单军突进，长驱直入，怎么会不是如脱缰的野马“搅得周天寒彻”呢？吴老的悲哀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悲哀。经济学家可以设计出很好的市场经济模式，却无力改变现实社会带体制性弊端的东西。这时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几乎每一步都成了权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掠夺社会财富的大好机会。价格转轨“闯关”，操练出好大一批“官倒”？公司上市，官商们掠走了好多社会财富？国企改革，又是好多国有资产“流失”？而在新一轮经营土地热潮中，出现过好多次官商们对国家资产、农民资产赤裸裸地掠夺？市场经济改革在造就了少数暴富群体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人群“相对贫困化”和社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些不忍目睹的事实面前，一些曾经一度为发展市场经济摇旗呐喊的理论家们也反戈一击，市场经济理论阵营出现严重分裂。这是“吴敬琏现象”的泛化。即使是坚守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也不得不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中国市场经济引向了歧途？为什么“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市场经济已成大势。正是这个大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数10年持续高速增长。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中国人都会为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由衷自豪。同时，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中国人都会为这数10　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满心焦虑。说中国正处在发展的临界点，绝非危言耸听，因为“拉美危机”的许多征兆都与中国今天的问题与矛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积累到足以导致经济社会发生巨大震荡的程度。幸灾乐祸的新左们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结出的“恶之花”归咎为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把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与“放任自流”、“无政府主义”等量齐观，籍此否定中国市场经济选择。

显然，这是无视今天世界那么多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范例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事实，是对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的肆意歪曲，是把解决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引向歧途。放眼今日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还是支撑这些实践的理论，哪一页写有轻视政府管理、放任市场经济发展？即使是在我国倡导市场经济、强调自由主义的专家学者中，哪一位不把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还是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理论，都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之后，市场经济国家把“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这些体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均衡的思想作为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只有政府切实承担起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的职责，才有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才有惠及全体国民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如此多、如此严峻的问题和矛盾，不仅不是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之过，恰恰相反，是市场经济理论难以到位、执行不彻底的原因，而根子是政府管理越位、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