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下]
但是，作为整体的爱的第三维度，即仁爱，本身就具有深刻的道德性质，从而也就为作为整体的爱注入了丰富的道德性质。因为仁爱正好属于蒂里希所谓“应然”或“应该”，它来自另一个维度（超越的维度），插入了已然或本然的人生之中，插入了人生的种种运动和境遇之中，它是一种特殊的命令，即具有绝对性或无条件性的命令。因为它不取决于一个事物是不是有用、可喜或危险。蒂里希区别了有条件的与无条件的“应该”：前者如“我应该买辆新车”，因为修旧车不划算，所以这种“应该”以“划算”为条件；后者如“我应该救助溺水者”，这是无条件的，因为若不如此，则人生的意义就成了问题， [48] 人性就成了问题，或人作为人而存在就成了问题。面对“为什么道德上的‘应该’具有无条件性”这个问题时，蒂里希的回答是：“因为它要求实现我们的本性。正是在我们据以在实际上成为我们潜在地（也即本质上）所是者的那种行动之中，我们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49] 这就是道德命令具有无条件性质的理由。它是这么一个命令，即要我们成为我们在自己的真正本性上所是者。道德命令说的是：‘成为你所是者’吧，成为一个人吧！” [50] 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孔子所谓 “仁者人也”，反过来说，不仁者非人也。这也正是“仁爱”具有深刻道德性的理由。
但是，如果仅仅将道德限于人间的伦理，我们就很难得出任何具有绝对性或无条件性的道德命令。因为人间的事物总具有相对性和有条件性，即使是伦理规范，也会随着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适用于此时此地而不适用于彼时彼地，也只是相对于某些情况和在某些条件下才有效。正是因为如此，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中，那些具有无条件性的道德命令，都常常以宗教诫命的形式得到表述，并在宗教经典中得到阐扬。
“泛爱众”、 [51] “仁者无不爱也”、 [52] “爱人如己”、“爱仇敌”和道家佛家的“慈”、“悲”等等，就属于这样一些命令。而我们所说的“仁爱”，就是其中的基本概念。可以说，它构成了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核心。它很好地例证了，要提升人间的道德，某些宗教性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结语：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常常把喜爱、情爱和仁爱称为“这一种爱”或“这一类爱”，这是为了论说方便而采用的不准确的说法，因为生活中的爱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另一种说法，即“维度”的比喻要准确得多，因为它表明了，既然爱是生活中的事实，就必然是一个实存的、包含多方面的丰富内容的事物，正如任何实存事物都具有长宽高三个维度因而也具有某种实质一样。这个说法也有对现象的描述作根据：每一个人的实存的爱，都不同程度地包含喜爱、情爱和仁爱。即使在对食物的喜爱现象，即一种似乎最简单或最动物性的喜爱现象中，对于一个人来说，也会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另外两个方面：当他长时间地习惯于某种食物（例如东南亚农民对于稻米），他会对该种食物产生某种情爱，当他把食物看作上帝或上天的礼物从而十分珍惜（例如基督徒的谢饭祈祷和中国人“勿暴殄天物”一语所示），他则会表现出某种仁爱。事实上，在对物的喜爱中，只要有“爱惜”、“爱护”等成份，在对人的情爱中，只要有“培育”、“成全”等成份，就都表明其中不乏“仁爱”之维。
当然，在不同的人心里，作为整体的爱之各个维度是长短不同的，因而比喻地说，爱的深浅、厚薄、高低是各不相同的，爱的“体积”大小也就各不相同。如果只是“喜爱”一维长而另外两维很短，则爱不但“浅”、“薄”、“低”，而且很“窄”；如果“情爱”一维也长，那么爱就加“宽”了；而如果“仁爱”一维也长，那么爱就不但又长又宽，而且深厚而高拔了，是所谓“大爱”。 [53]
在西方道德下降的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度”一维下降，即《新约》所说的agape久被忽略的影响；在中国道德下降的现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度”一维下降，即《论语》所说的“仁”久被忘却的影响。“仁爱”遭到放逐，人性必然空虚。
国人意识到“自强”的需要，已逾百年。殊不知，只重视军事上的自强、经济上的自强、政治上的自强，很可能强而不仁。要想成为“强者”，必须先成“仁者”——仁者不惧，大仁才能大智，大仁才能大勇。所以，道德上的自强，才是当务之急。
加强爱之第三维度，正是道德自强之必需。
2001年5月-6月于香港
[1]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词典》编写组编：《汉英词典》，商务印书馆，香港，1981。
[2]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1993。
[3] 正如蒂里希（P. Tillich）所言：“尽管爱这个词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遭到种种的滥用误用，但它并未丧失其情感上的力量。只要使用这个词，它所引起的都是温暖、热情、幸福、完满的感觉。它使人想起过去的，或现在的，或所期待的被爱的场合。”（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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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4] 从个人在杀害情人或情敌时以“爱得太深”为理由，到集体在迫害异族或异己时以“爱国”、“爱党”为理由，无数此类事例充斥着中外古今的人类生活和历史。
[5] “爱”被公认为文学“永恒的主题”（实际上绝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探讨过此一问题的诗人和作家之多是不可胜数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经》是上古时代关于爱的专题著作中最著名者，中古时代从诸多神秘主义思想家到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均讨论过这一问题。现代思想家中讨论此一问题之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也不可胜数，但最著者应为精神分析学家或深层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S.Freud）和弗洛姆(E.Fromm)等人。在伦理学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弗莱彻(J.Fletcher)，他发展了蒂里希等人关于爱与伦理关系的思想，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境遇伦理学”（其《境遇伦理学----新道德论》有程立显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在中国，在主流文化传统的奠基人孔子的言论中，“仁”是讨论最多的概念。关于这一概念与“爱”的关系，我们在后面会谈到。
[6] 此一角度始于视爱为世界始因的那些希腊哲学家，如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从中古时期到近代，则有奥古斯丁、皮科、黑格尔、谢林以及一些存在主义思想家。
[7] “道德行动的伦理原则”：1962年3月2日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所作的演讲，第一次刊载于John
《宗教、道德与爱的维度[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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