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的物质世界，世界上所有物质的位置、速度、甚至时间都是相对的，会有规律的发生变化。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物质世界是这样，精神世界更是这样。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世界存在于普遍存在的矛盾之中，任何事物的外部和内部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们的观念和曾经认为的真理也在不断地演变。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罪与非罪都是相对而言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法律上的正义也是相对的，什么是正义，什么不是正义，没有绝对的标准。在这个时代认为是正义，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不是，在这个角度看是正义，在另一个角度可能就不是，在这个人看来是正义，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不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适用了不恰当的标准，不仅起不到维护正义的作用，可能会适得其反，成为制造罪恶的工具。但是在一时一地，会有一个符合客观情况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
法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维护正义，要看它能否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能否加速社会的稳定发展，能否促进社会正义的持久发展。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看待以前的人和事，也不能用理想的标准去看待处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特点的人和事。在封建社会，评价人的道德标准是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官吏能做到体恤百姓就是好官。如果我们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官员，要求他们做到无私无畏，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做人民的公仆，而不以皇帝为重，那恐怕没有一个是合格的。用这一标准衡量，只好把所有官员都撤掉，甚至还要投进大牢一批，杀掉一批，那会搞得天下大乱。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人们要适应不同的现实。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来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才能正确的评价人和事。在封建社会只能用封建时代的标准来评价人，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和要求那时的官员是不切实际的。而用封建时代忠孝节义伦理纲常的标准来看，今天人们所称赞的不畏权势、为工作顾不上照顾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则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罪人。在封建时代，人们只能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去做。像屈原那样的人，已经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最终只有投河而死了，焦裕禄、孔繁森到了那里，根本连提干都是不可能的。
怎样确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这就要我们确定标准的时候不能只从理想出发，只在简单的理论中武断的划分对错，而要考虑现实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从静态的理论中分析得出简单的结论，而要把事物放到动态的所处的环境中去，全面分析与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在法律领域，分析一项制度、一个人不能只从简单的表面的对错与合法违法来看，而要将其放在具体的环境、时代里，来客观的分析它（他）的作用、善恶、倾向性，看它（他）在纵向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看它（他）在横向与同类主体相比处在什么位置。
从中国的现实来说，就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评价某个人的好坏，评价某一制度的利弊。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要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制定各项制度是不可能的，按照共产主义的要求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不仅没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获得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反而使中国的经济严重倒退。这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不适合那样搞。
合法与非法，不能仅仅从法律规定上看，还要看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要能够在法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能够促进社会的健康长久发展。并不是所有能够使社会向前发展的法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因为社会本身就会向前发展，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任何人无法阻止的。即使像世界上出现纳粹政权、发生世界大战这样违背历史潮流的时代，也毕竟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点小小的波折，社会仍然会继续向前发展。有时候违背历史潮流的制度在促进矛盾激化后反而使社会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制度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要与社会发生良性互动使社会能够稳定而持久地向前发展。
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一些方面设置不尽合理，有些规定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不相符合。某些制度的制定虽然考虑了一些现实因素，但有失偏颇。比如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许多国家已经彻底废除了死刑制度，中国早晚也要废除这一象征残酷和野蛮的制度。但在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穷凶极恶之徒，死刑还是能够起到比其他刑罚有效得多的威慑作用，仍然有助于减少恶性犯罪，所以中国现在还不到彻底废除死刑制度的时候。但是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提高死刑的适用标准，在抢劫、行凶、爆炸等恶性犯罪之外废除死刑的适用却是应该的。对于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类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继续适用死刑就是严刑峻法的表现了。要预防犯罪，必须从更人性化，更注重保护人权的角度制定措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的威慑是不够的，比如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强预防措施。在制度上给了人犯罪的机会，然后在他犯罪以后处罚他，这样的法律显然不会有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再如沉默权，理论界虽然已经讨论过很久了，但到现在仍然没有赋予公民这项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确立这项权利很久之后的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仍然没有确立这项权利是很不应该的。在权力至上，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的封建时代，从方便司法权的行使的角度出发，不给予民众沉默权是自然而然的。但到了人民权利至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仍然从方便司法权行使的角度出发拒绝给予人民沉默权则毫无疑问是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发展程度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是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权利。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封建社会的酷吏们都会这样说。
中国在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严重缺乏，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对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规定则过于严格，现在的制度把预防职务犯罪的希望放在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威慑性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日渐严重，已经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事、司法、教育、医疗、部队、媒体，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哪一个领域还是纯洁的。
在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把办事就要送礼看作是很正常的情况。要从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从没有喝过别人一口水，没有吸过别人一支烟的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他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正常。这不能说所有手里有权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人也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也有很多人是乐于助人的，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像其他人一样痛恨腐败现象。如果要用绝对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人是称职的，但是如果用一个符合实际的标准，我们会看到，干部中间的主流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是好的。
这个符合实际的标准就是，分析某个干部善恶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他做了什么，还要考虑到现实的制度的因素，还有人的本性的因素。人是有本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追求物质的或非物质方面满足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也是生物之与死物的天然存在的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却没有考虑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欲望。不用制度正确约束人的欲望，而在道德上要求人们都能够排除欲望的引诱，在法律

上对人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予打击，这样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就像要水朝哪个方向流一样，只有用高低的落差辅以堤堰的引导才能做到，不遵从客观规律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承认人的本性中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以适当的约束和引导，才能使人的欲望发挥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就像鲧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靠围堵治服不了洪水，用疏导才能让洪水听命于人。鲧的失败不在于他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也不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他没有按照客观规律使用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客观世界。
这一不完善的制度的结果就是，虽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枪毙的腐败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我们的干部真得就有这么坏吗？坏到唯利是图，连死都不怕？当然不是，他们和所有其他人有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一样的本性，也和所有人一样，绝大多数人的本性中善良是多于邪恶的。如果某个干部在腐败的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他和与他处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地位的人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不

《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