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
文 批评也持保留态度。李素伯有些调和。他认为“文学的本身原是无所谓的，为个人说话 可，为社会服务亦可，既能‘言志’，也就会‘载道’”。所以他对两派都欢迎：“我 们固然欢迎听到震撼天地的狮吼虎啸，感得伟大，但也不妨听听蚊蝇的小唱，因为这都 是生命力的表现，有着它们自己的灵魂的独特的声音。”[7]从他所有的散文批评倾向 来看，有些向言志派倾斜，但从本质上看，他重“体”，尤其在他的代表作《小品文研 究》中，无论是阐述散文理论观念还是对散文作家的批评，皆是以文本为据。持文本说 散文批评的还有叶圣陶、石苇、冯三味，等等。
文本说散文批评恪守文本第一，重视客体，重视形式内部规律的探索，排除倾向色彩 。因此，他们所批评的是一种较为纯粹意义的“散文”。他们注重散文的“适当的表现 ”，注重散文形式构造的拆卸和辨异，技术味浓，讲究操作性和实践性。这和文本说散 文批评的基本队伍是以学者、教师为主有关。由于身份和职业的关系，他们的散文批评 和“教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重文本的解析，在编造和普及散文作品上有独特 的贡献。
在三足鼎立之外，京派散文批评和海派散文批评是较有特色的两大流派。京派散文批 评以沈从文、何其芳等为代表。他们以“乡下人”自居，对把散文作为商品参与社会竞 争表示厌恶。他们的散文批评的总原则是“争表现，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 [8](P312)“表现”是他们散文批评的核心。他们的“表现”即“自我”，写“自我” 的“心”、“自我”的“梦”、“自我”的心中的“我”。这样就和言志说散文批评倡 导的“以自我为中心”重合起来，但又不屑“以闲适为格调”的那一套。他们的差别是 ：一个以“乡下人”来包装自己，一个“名士”来作为招牌。京派散文批评是言志派散 文批评的变异的结果。
海派散文批评以张爱玲、苏青、章衣萍等为代表，是社会学散文批评的变异的产物。 他们的散文批评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注视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散文能更好地在乱世 中求得生存。他们比任何一个散文批评流派更注意散文的商品价值。“一切的著作，无 非皆是商品而已。”[9](P274)他们力主散文要写人生中“安稳”的一面，力主写市民 的爱与恨，把散文变成读者的“邻居”。所以他们主张散文写俗人俗事，把散文推向世 俗化、生活化。市民意识浓浓地渗透在他们的散文批评之中。
二
在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上，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散文批评逐渐为政治所同化，其 结果，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指批评者按照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从政治需要出发，乃至动用国 家机器，以行政措施来运作，借助对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来阐释和解决政治问题，实 现政治意图和目的。它是散文批评和政治的联姻，属于一种边缘性批评，形式上是批评 散文作家及散文，实质却是政治批评。它们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学术批评；另一类 是属政治批评；还有一类是屈从权力意志，成为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
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衍变和发展的过程。从20年代末起，创造社 、太阳社中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对鲁迅、周作人等的散文进行批评，就是具有政治化倾向 的散文批评。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作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 务》的决议中，明确把文学批评看作是政治斗争，“去和那些经常不断的欺骗民众的各 种宣传斗争，去和那些把民众医学专用在里面几乎不能拔出的封建意识的旧大众文艺斗争， 去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 ，并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主体提出严格要求，“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散文批 评也不例外。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政治化以颂扬鲁迅的形式开始，且从头到尾都和鲁迅有着这样或那 样的关系。1933年瞿秋白编辑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作序，拉开了中国散文批 评政治化的序幕。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批评范畴。瞿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把这篇序言视为一种政治代表的声音，但它不是道地的散文批 评政治化的范本。瞿也是文学家，他对鲁迅杂感的批评处处闪耀着文学行家里手的智慧 和光芒，加上他和鲁迅真诚友谊的激情的滋润，使得这篇序言成为中国散文批评中的一 种方法的代表作。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手段，是“矢”，最终目的是射“的”。首当其冲的是1942年延安 对王实味的批判。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时，他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 了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作家也写了类似的杂文，王实味受 到批判，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也都分别受到了批判。1949年之后，政治化散文批 评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1955年对胡风书信的批判；第二次，1957年对右派杂文 的批判；第三次，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杂文批判。这些政治化散文批评 的模式：从批评散文开始——引爆政治运动——政治处理结束。
在政治化散文批评主宰文坛的时候，散文批评家进行了多次疏远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挣 扎。第一次，1950年的关于“杂文复兴”的讨论；第二次，1957年的“关于小品文问题 ”的讨论；第三次，1961年的“笔谈散文”的讨论。三次讨论的结局和成果都不同，但 它们体现了散文批评为摆脱政治化散文批评作出了努力。特别是杨朔用他的散文创作实 践，提出散文“当诗一样写”，企图对政治化散文批评作一校正。但在政治化散文批评 主宰的中国文坛上，这些努力最后也只能被公式化、模式化的散文浪潮所淹没。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一个复杂的批评现象，对它的评估不能简单化，尤其要历史地分析 。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思维方式是信仰斗争逻辑，拒绝情感逻辑。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 散文视为政治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运用它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它重视和夸大散文对政治的反作用力量，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解读散文中的情感并实施 政治鉴定，并把散文批评看成是和被批判者的政治较量，斗争贯穿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全 过程。其思维方式是只承认“敌”“我”两极，而且两极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生与死的对 抗，坚决排斥和否定第三极。其批评行为是非个人行为，从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口径 的确定，到批评语言的使用等等，都是组织行为。它以行政手段运作，是一种政治声音 ，反映了阶级
三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散文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蜕变首先从“自我” 的解冻开始，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先站出来为散文家呼吁“自我”解冻 的是乐秀良的《日记何罪》。[10]他呼吁：“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保证日记 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最能表现“自我”的散文中的日记的“自我”已经开始在解 冻，散文批评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它还产生了一个效应，推动了日记文学的研究，并产 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的散文批评的理论思考，围绕的轴心 始终不变：解冻“自我”。如果说乐秀良的《日记何罪》 《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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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说散文批评恪守文本第一，重视客体，重视形式内部规律的探索，排除倾向色彩 。因此，他们所批评的是一种较为纯粹意义的“散文”。他们注重散文的“适当的表现 ”，注重散文形式构造的拆卸和辨异，技术味浓，讲究操作性和实践性。这和文本说散 文批评的基本队伍是以学者、教师为主有关。由于身份和职业的关系，他们的散文批评 和“教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重文本的解析，在编造和普及散文作品上有独特 的贡献。
在三足鼎立之外，京派散文批评和海派散文批评是较有特色的两大流派。京派散文批 评以沈从文、何其芳等为代表。他们以“乡下人”自居，对把散文作为商品参与社会竞 争表示厌恶。他们的散文批评的总原则是“争表现，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 [8](P312)“表现”是他们散文批评的核心。他们的“表现”即“自我”，写“自我” 的“心”、“自我”的“梦”、“自我”的心中的“我”。这样就和言志说散文批评倡 导的“以自我为中心”重合起来，但又不屑“以闲适为格调”的那一套。他们的差别是 ：一个以“乡下人”来包装自己，一个“名士”来作为招牌。京派散文批评是言志派散 文批评的变异的结果。
海派散文批评以张爱玲、苏青、章衣萍等为代表，是社会学散文批评的变异的产物。 他们的散文批评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注视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散文能更好地在乱世 中求得生存。他们比任何一个散文批评流派更注意散文的商品价值。“一切的著作，无 非皆是商品而已。”[9](P274)他们力主散文要写人生中“安稳”的一面，力主写市民 的爱与恨，把散文变成读者的“邻居”。所以他们主张散文写俗人俗事，把散文推向世 俗化、生活化。市民意识浓浓地渗透在他们的散文批评之中。
二
在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上，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散文批评逐渐为政治所同化，其 结果，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指批评者按照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从政治需要出发，乃至动用国 家机器，以行政措施来运作，借助对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来阐释和解决政治问题，实 现政治意图和目的。它是散文批评和政治的联姻，属于一种边缘性批评，形式上是批评 散文作家及散文，实质却是政治批评。它们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学术批评；另一类 是属政治批评；还有一类是屈从权力意志，成为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
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衍变和发展的过程。从20年代末起，创造社 、太阳社中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对鲁迅、周作人等的散文进行批评，就是具有政治化倾向 的散文批评。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作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 务》的决议中，明确把文学批评看作是政治斗争，“去和那些经常不断的欺骗民众的各 种宣传斗争，去和那些把民众医学专用在里面几乎不能拔出的封建意识的旧大众文艺斗争， 去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 ，并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主体提出严格要求，“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散文批 评也不例外。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政治化以颂扬鲁迅的形式开始，且从头到尾都和鲁迅有着这样或那 样的关系。1933年瞿秋白编辑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作序，拉开了中国散文批 评政治化的序幕。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批评范畴。瞿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把这篇序言视为一种政治代表的声音，但它不是道地的散文批 评政治化的范本。瞿也是文学家，他对鲁迅杂感的批评处处闪耀着文学行家里手的智慧 和光芒，加上他和鲁迅真诚友谊的激情的滋润，使得这篇序言成为中国散文批评中的一 种方法的代表作。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手段，是“矢”，最终目的是射“的”。首当其冲的是1942年延安 对王实味的批判。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时，他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 了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作家也写了类似的杂文，王实味受 到批判，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也都分别受到了批判。1949年之后，政治化散文批 评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1955年对胡风书信的批判；第二次，1957年对右派杂文 的批判；第三次，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杂文批判。这些政治化散文批评 的模式：从批评散文开始——引爆政治运动——政治处理结束。
在政治化散文批评主宰文坛的时候，散文批评家进行了多次疏远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挣 扎。第一次，1950年的关于“杂文复兴”的讨论；第二次，1957年的“关于小品文问题 ”的讨论；第三次，1961年的“笔谈散文”的讨论。三次讨论的结局和成果都不同，但 它们体现了散文批评为摆脱政治化散文批评作出了努力。特别是杨朔用他的散文创作实 践，提出散文“当诗一样写”，企图对政治化散文批评作一校正。但在政治化散文批评 主宰的中国文坛上，这些努力最后也只能被公式化、模式化的散文浪潮所淹没。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一个复杂的批评现象，对它的评估不能简单化，尤其要历史地分析 。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思维方式是信仰斗争逻辑，拒绝情感逻辑。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 散文视为政治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运用它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 。它重视和夸大散文对政治的反作用力量，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解读散文中的情感并实施 政治鉴定，并把散文批评看成是和被批判者的政治较量，斗争贯穿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全 过程。其思维方式是只承认“敌”“我”两极，而且两极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生与死的对 抗，坚决排斥和否定第三极。其批评行为是非个人行为，从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口径 的确定，到批评语言的使用等等，都是组织行为。它以行政手段运作，是一种政治声音 ，反映了阶级
、政党的意愿和目的，因此这种批评成为阶级、政党执行政策的某种行政 措施。它对社会产生直接效应，如经过政治化的散文批评的批评，鲁迅、张思德、白求 恩等成为楷模，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而被政治化的散文批评定为“敌人”的，则会被 剥夺政治权利，成为专政的对象，其直接效应成了政治运动的导火线或催生婆。它的批 评标准：轻审美，重社会功利和政治效应，兴奋点在政治态度上。尽管它主张批评标准 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但事实上持政治化的散文批评的批评者，大多数(尤其是在以 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政治化的散文批评时)对批判的对象在审美上的优劣知之甚少或全然 不知，他们仅是根据统一的口径在那里依样画葫芦。它的批评方法主要是寻章摘句、借 题发挥。即使有的批评者对批评对象有审美体验，也会小心翼翼地把它蕴含到寻章摘句 、借题发挥之中。这种批评方法具有主观性、倾向性和攻击性，尤其当它蜕变成推行极 “左”路线者手中的武器时，还具有粗暴性和破坏性。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政治动荡的产 物。社会动荡和政治生活不正常虽则不一定必然滋生政治化散文批评，但如果政治化散 文批评风行，则必然反映了社会动荡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它把文学问题混为一谈，违 背了文学本身的客观规律，不利于文学问题的解决。
三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散文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蜕变首先从“自我” 的解冻开始，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先站出来为散文家呼吁“自我”解冻 的是乐秀良的《日记何罪》。[10]他呼吁：“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保证日记 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最能表现“自我”的散文中的日记的“自我”已经开始在解 冻，散文批评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它还产生了一个效应，推动了日记文学的研究，并产 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的散文批评的理论思考，围绕的轴心 始终不变：解冻“自我”。如果说乐秀良的《日记何罪》 《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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