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 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4】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
三
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一九二五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5】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 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 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6 】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三十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 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 《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四十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国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一九三四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7】西安事变爆发时， 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8】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
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9】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 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
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一九四三年春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 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0】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
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 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11】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一九四四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quot;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12】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支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 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
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13】
《闻一多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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