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毁灭之路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资源有限而人口众多。我以前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革命的诉求都是“均贫富”，我现在想明白了，在一个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度，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很多人被逼到资源极限构成的死亡线，没有回旋余地，只可能走投无路
，揭竿而起。黄仁宇、何清涟等人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起源时，指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却饼地资源有限，一旦出现耕地资源被过于集中垄断的现象，民间必定怨怼丛生，如果再有天灾，耕种欠收，就只能“吃大户”或以暴力形式“分田地”，所以历代封建王朝为稳定自耕农，均采取“抑兼并”的政策，压制豪强，防止土地过于集中。如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清末人口激增，而另一方面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再加上灾荒，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饥俘遍地，流民大增，终于导致大规模的流民暴动。另加中国历史上天灾与人祸紧紧关联的事实显示，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总是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中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它不是什么劣等民族的种性遗传，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恶劣生态条件下难免的思想文化产物。
生态从来是一个公共而非个人的问题。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又把人单一地定位于“经济人”的范畴，尊祟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把一切关系都变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忽略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有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已证明：虽然人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人又是与他人血脉相连的，如有共同基因的人之间非常容易产生亲近感。至于生物考古学，更证明人是群居的动物，证明人具有“群性”与“公性”的一面。而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人的私性，夸大其冲突与争斗，并予以鼓励，从而最终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导致了社会与自然双重的环境恶化。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同样提倡“群性”与“公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屡屡破坏生态环境，同样需要认真地反省与批判。但那种“超英赶美”式的实践无非是国际自由竞争格局中的被动反应，其“进步”与“发展”的基础观念也与自由主义同出一源。当这种实践逐步蜕变为．“化公为私”的官僚集权现象，它不但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同时取消了公共性，即“群性”与“公性”的丧失。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的私利至上来清算那一段实践，那不但是药不对症，更是以暴易暴，因为重建公共性是我们总结历史教训的知识基点和道德前提；把伪装了的不公正变为公开和合法的不公正，与这一前提毫不相干。
在今天，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5％，消费的资源却占全球资源消费的30％，一个美国人消耗着五十个印度人消耗的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怎么还可能获得美国式的现代化?中国人也渴望过上富裕的日子，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一半中国人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中国能到哪里去获得这些资源?如果不诉诸强权和战争中国又怎么可能获得这些所需要的资源?在核武器越来越多的今天，这种个人利益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国家利益无限扩张，这种对内自由主义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极端民族主义，这种老一代帝国主义已经出演过、而当今某些发展中国家正想重演而不得的利益扩张过程，会不会使人类走向毁灭?一旦灾难大规模发生，人类会不会像当年最强壮的动物——恐龙那样彻底死亡?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著名华裔瑞士科学家许靖华先生很早就有所批判。许先生以自己的考察及研究揭示过以进化论为科学基础的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及其霸权主义的本质。他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重大谬误，实际上被用来充当了殖民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理论基础。比如，一些达尔文信徒强调自然界低级生物不断向高级生物进化，而人类历史是一部从低级向高级、从愚昧向文明进化的历史，从而被早期资本主义利用来作为侵犯、霸占、掠夺其他国家及所谓低等民族的借口，并自诩是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所谓文明，从而在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下，合法性地永久剥削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抢夺其财富和自然资源。殖民主义也常常以此为基础宣称自己为高等种族，是依上帝的旨意来统治和领导这些国家和民族。这一切，如今则演变为所谓“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以便他们更进一步合法谋取更大利益，更彻底地实现全球性垄断。而许先生认为自然界及历史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他以恐龙为例，指出恐龙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最强大的动物，按达尔文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理论，恐龙不应当灭绝，但恐龙不幸完全灭绝了。恐龙并非灭绝于竞争；而是灭绝于生态灾难。这证明达尔文的理论有重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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