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温家宝

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的最热门人选，温家宝有什么样的执政风格和政策取向？

尽管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总理人选最终要在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才能确定，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将是下一任总理最热门的人选。

温家宝为人谦和，对媒体惜言如金，很少接受采访。从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十六届代表大会闭幕到2003年“两会”召开，国内外对于中央政府高层人事变动颇多猜测，刚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温家宝仍然一如既往地行事严谨和低调。他先后访问了贵州、山西等省的贫困农户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甚至在辽宁阜新的矿井中与矿工一起度过了羊年除夕；他为第一个在中国设立总部的联合国官方机构——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在北京的迁址仪式揭幕，并表示政府愿意为落户中国的国际组织提供支持；他出席了大量重要会议，2002年1月7日至8日，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春节法定休息日一结束，这篇讲话就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发表之前，他本人还字斟句酌地作了修改。

温家宝出生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是天津宜兴埠私立学校校长，父亲是天津一所中学的地理老师，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

1954年，温家宝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南开中学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的发祥地。已故总理周恩来、前副总理邹家华都是南开中学的校友。学校的南楼门口至今仍高悬“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也许是校训严格，也许得益于家庭熏陶，据温家宝中学同学周强回忆，他从小处事谨慎，不好张扬。

温家宝父亲收藏了不少地质学书籍，其中就有李四光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述。这对温家宝影响很大。1960年，他考入当时成立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他当年的老师至今保存着温家宝大学时期的照片，还记得他在大学一共有40门功课，全部都是“优秀”。他当年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那时的温家宝就不喜出风头，年级合影时，总是站在后排，照片上几乎找不到他。“温家宝不会一听别人说他的好话，就显出兴高采烈。”

1968年2月，受“文革”冲击，正在攻读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课程的温家宝不得不中止学业，成为甘肃地质局酒泉地质力学区测队的一名技术员，同时负责队里的基层政治工作。在甘肃的14年中，温家宝逐步完成了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到一名成熟的领导干部的转变。

当年担任酒泉地质力学区测队司机兼队长的退休干部冯俊国对记者说，地质队的条件十分艰苦，“从大城市来的”温家宝生活俭朴，凭着锤子、罗盘、放大镜这些最基本的工具，跑遍了兰州以西的地方，“工作认真，有条理，讲数据”，成为“甘肃的活地图”。

1978年，36岁的温家宝获提拔为酒泉地质力学队副队长，行政级别是副处级。1979年底、1980年初，温家宝结束在地质队的野外工作，由酒泉地质力学队副队长调任甘肃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的三年，正是“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时期。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倡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温家宝年轻，有专业背景，符合当时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1981年10月，温家宝担任了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次年，便受命进京出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走上政治前台的年轻干部均成长于共和国成立后跌宕起伏的历史阶段，普遍支持改革开放。他们中不少人具有工科专业背景，长期担任技术干部，具有尊重科学的态度和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精神，这显然是适应新时期要求的。1983年起，温家宝担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一职。1985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担任副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选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当时平均年龄60.7岁），如今尚不满61岁的温家宝年龄不算大，在九位常委中更属年轻，但却是少数中央机关领导工作最资深人士之一。从1986年到1993年，温家宝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拟定和下达党的会议章程及内部文件。1993年后温家宝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7年成为政治局委员。

1998年，温家宝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和金融。在中国改革历程中，“三农”问题头绪繁多，牵一发而动全身，领导人一方面要从原则上把握大局，一方面又要妥善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温家宝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深。

2000年初，安徽省被定为全国惟一一个省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改革出现大量资金缺口，地方上颇有难处，希望中央支持。有关部门则希望安徽自我消化。2000年4月，温家宝去安徽调研时，他从实际出发，提出“确实遇到因政策变化和自身无法克服的收支困难，中央财政还是要酌情给予支持，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中央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也要立足于改革。”

温家宝多次在安徽等地调研，反复鼓励干部“要知难而上”。当时，温家宝对有关官员说：“我考虑三点：一是考虑事权的划分，哪些事由中央办，哪些事由地方办；二是搞规范的转移支付，一个省给几个亿补窟窿，将来也不好说；三是对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持，特别是加入WTO后，价格不能补贴了，要特别注意加强农业，而加强农业就要从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等其他方面支持农业。规范的办法，可能把安徽的问题解决，很可能同时也会解决别的省的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还要强调，开始时方案的制定一定要从严，不是说中央拿不出这个钱，而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就达不到上层建筑改革的目的。所以方案的制定一定要强调综合改革。但另一方面，你们也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多年形成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如果不事实求是，改革就不好进行。”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个表态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健康推进起了很大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中，农业的基本政策得到稳定，《土地承包法》出台，稳定了家庭承包制，解决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农业结构调整得到有效推动；农村税费改革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记者查阅了部分温家宝的讲话，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切中实际，主次分明，资料翔实，富有建设性。一些有机会接触温家宝的政府官员告诉记者，温家宝到基层调查，一向要求不要事先安排行程和特殊待遇，他总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甫下飞机便赶到预定地点，亲自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如果当地官员已经作出安排，温家宝也会体谅对方，但还是要临时改变行程，随机进行调查，对于特殊待遇则一概谢绝。基层官员普遍感觉温家宝对问题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一位党内资深农业问题专家对温家宝的评价则是：“他这个人很民主，善于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办事也很认真。”

1998年夏天，长江爆发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温家宝又担任全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亲赴抗洪最前沿。在当时是炸堤分洪还是严防死守的决策上，处在第一线的温家宝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客观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开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目标已经基本明确，最难的是如何将大的思路付诸实践，与此同时还要准备在实践当中应付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关键时刻，领导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能力、判断能力以及推动改革的决心十分重要。

作为一个积极而务实的建设者，温家宝显然十分清楚将要面临些什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制定的小康社会目标以20年为期，新一届政府无疑将扮演承前启后的历史角色。这至少意味着更开明的政治、更健康的金融、更充分的就业和更富足的生活。作为新一任总理的最热门人选，温家宝的使命将是在平衡各种政治经济目标的过程当中谋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在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很可能延误改革的时机，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又势必与原有秩序形成尖锐冲突。即便对于最富有平衡能力的人，这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