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应当重新向资本主义发动攻势

当我重新读到伊斯特万•梅萨罗斯的《资本以外》的第18章时，我感到有必要写几页纸对这位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作品进行集中的思考。历史的道路赋予意识形态权力的作者十多年前写下的论著巨大的现实性。

那些等待作为1929－1933年危机的结果会出现社会大动荡的人的希望被历史发展的方向打破了。资本的世界幸存下来了，虽然由于纽约交易所的倒台出现了暴风雨。当时危机不是结构性的。在德国威马尔选择了法西斯，出现了资本主义内部周期性的危机。在防卫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的战斗机构在行动，在民主外表的机构中行动，他们可能通过群众的斗争实现改革，赢得将要进行的斗争，而不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获胜。因为当时的力量对比不允许。

马克思曾认为，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荷兰以至美国，资本主义的过渡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但他认为要从根本上重新确定“议会的智慧”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他认为议会是为对抗性的目标服务的。梅萨罗斯在反思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失败教训时看到，在40多年的时间里，掌握权力的政府宣布它们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得出的结论是仅仅摧毁所继承的机构框架的三个支柱之一是不够的，因为其余的支柱还在以一种方式或另外的方式陪伴着这些政府。现在资本的危机是一次全球性的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和文明的破坏。

现在对这种明显的事实的理解还是很有限的。在原苏联解体以后，霸权主义者控制了媒体，通过意识形态的欺骗，他们说服了很多人，以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已经消失，资本主义将无限期地存在下去。

与此同时，针对“福利社会”的国家其他的机构的攻势，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入发展的情况下，表明现在的攻势与过去的不同，把人类在置于所有的政治机构的危机面前。这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酝酿的过程始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梅萨罗斯认为，与整个资本对立的结局取决于这种攻势对社会生活进行的改造，　这些潜在的矛盾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取决于将这些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能力，社会主义的实现最终是不可逆转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时代最严格的要求在于满足有尊严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基本需要，包括为解放妇女和反对种族歧视而斗争。面对资本的发展趋势和矛盾，作为成熟的激进派只能够提出全球的社会主义选择的前景。

再说议会和它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作用的问题。摧毁代议制民主这一有害的机制是斗争提出的要求，因为这种虚假的民主神话深刻影响到社会的意识，对许多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斗争方式产生影响。我们见证的变化说明，议会本身的职能在过去它就是很有限的，它不能是不稳定的选举机器的结果，议会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议会的发言人和他们的同事在理论上的冲动远离真理，由于议会政治统治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于进步的力量来说，接受“政治的阶级”的领导是很重要的，真正的民主是参与制的民主，与由资本控制的代议制民主没有任何关系。当资产阶级给左派的代表得到“伟大的议员”的称号时，我们应当不信任他。这些政治上的人士学会了议会的程序规则，依靠这些规则的帮助，他们继续处理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而实际上他们处理的事务自己都不了解，或者被宣布为是议会“议程之外”的事情。

这位匈牙利的思想家以众议院的职能为例说明现实，说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和方法。无关紧要的事情和政治上的边缘化成了一些议员被推上高级职位的准则。这样，左派的一些人士被他们接受，以便改善代议民主制度的名声，以应对所有对议会的合法的批评。

最近20年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包括那些还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还与新自由主义搞在一起，对于比那些保守的党派管理得更好而感到“自豪”，对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建立的温和的资本主义经济感到自豪。梅萨罗斯认为，社会民主党包括重新洗礼的原来的共产党在内，今天只限于将劳动交给资本，利用人民作为选举的工具，以实现他们在“开放的”和“完全民主的”选举进程的借口下，使其现在的合法地位长期存在下去。这种倾向由来已久。应当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它还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时候，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让步，当时承诺通过战略性的改革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造，但是后来公开向本国资产阶级扩张主义的要求投降，于是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议会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承诺从一开始就受到谴责。通过议会去改造他们没有控制也根本不可能控制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今天，社会民主党人的积极贡献是让议会的立法成为阉割劳工运动和工人的权利的工具，他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倒台了。资产阶级议会基本的调节作用在于使强加给劳动者的“合乎宪法的”准则合法化，劳动者则对这些准则提出挑战，议会同时说服人民去保卫所谓的“民主”。没有说明它的目的是强迫劳动服从于资本。

几年以前，委内瑞拉人查韦斯（现在是南美洲最得民心的革命领导人之一）曾经多次批评卢梭的“议会的闹剧”，认为委内瑞拉传统的政党也在那样做，人民唯一的义务是在选举中投票，等待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任何民众的参与。人民是被动的，忘记了伟大的业绩是他们沿着牺牲的道路创造出来的，这在播种历史的过程中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查韦斯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说服人们有可能打破旧的制度，让拥有主权的人民变成为权力的主人和目标。现在委内瑞拉人民成了政权的主人，政府在为民众谋利。

法国发生的事件证明，那些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抛弃的民众的反抗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美国已经输掉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失败是在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美洲首脑会议上遭到的失败，在那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和查韦斯将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呑并计划打垮了。

梅萨罗斯批评了代议制民主的闹剧，我也不想否认进步的力量参加选举进程的意义，因为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曾多次在国际的讨论会上说过，进步力量在斗争中揭露裹在民主外衣之下的资产阶级独裁时，应当采取一切方式，应当加强革命政党的代表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机构里。在葡萄牙，共产党人在几十个市的选举中获利胜利，表明那里的人民给了他们掌权和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机会，虽然葡萄牙的中央政府敌视他们。

在欧盟的议会中，进步的政党没有机会获得席位，除非这些政党放弃原则，通过虚假的结盟屈从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不会低估在葡萄牙共产党人干预的作用，共产党人出现在议会是拒绝向改良主义的战略让步。他们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最初目标，他们参加议会是为了维护劳动者争取权利的斗争，经常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他们同时要求坚决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改良主义的幻想。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应当被摧毁。

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劳动群众中的信誉不在于简单地号召他们动员起来进行斗争，要求他们做出巨大的牺牲。群众只有在几乎无限地信任革命组织的领导的时候，才会支持这些革命组织，依靠这些革命组织的政治路线的内聚力，忠实于已经宣布的原则。让人民认识到现在全球文明的危机已经把人类置于一个其结局不可预料的转折点，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首先，这需要千百万人能够消除魔鬼般的媒体系统造成的毒害，这些媒体歪曲事实，封锁新闻。在反对受到结构性的危机打击的资本主义的伟大战斗中，应当从防御转入进攻，这场面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发展议会之外的运动是在议会中进行斗争的有条件的力量，在跨国社会的立法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力量。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面，被迫维护它自己的利益。劳动者的双手被捆在背上，一只手受到明显敌视劳动的力量的束缚，另一只手被工会的改良政策束缚，在西欧国家里被多数工人党的政策束缚，只有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是两个例外。

我们不要那么浪漫。资本在议会之外的权力只能由劳动者的行动去对付，他们反对议会的改良主义，它几乎全是工会组织的主张。卢森堡说过，“议会主义是今天存在的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根源，它提供了机会主义的幻想的基础，这成为一种时髦，它高估了社会的改良，高估阶级的和党的合作，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和平进展，等等。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议会主义已经变成为职业的政治家们的跳板。因为这样，资产阶级那么多野心勃勃的人都失败了，他们聚集在社会党的旗帜下……他们的目的是解散采取行动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在选举中成为不定形的群体”。在90年代结束时，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卢森堡提出的挑战仍有现实的意义。

今天，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当时是有区别的，那是在多个层面进行的。首先是因为它在最后的阶段受到重创而伤害，进展更缓慢，可能已经耗尽了。其次是因为在绝望地试图生存下来的时候，它的战略使地球上生命本身的连续性处于危险之中。人类集体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它没有能力找到解决其结构性的危机的办法，没有能力成功地重建扩张的活力的条件。资本由被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一极所代表，帝国发动谋杀的战争，推动以空前的规模掠夺自然资源。

因此，世界社会主义从防御转入进攻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对人民力量和政党提出的要求，对于资本主义的残暴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选择。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5年11月2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