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虚无主义

平凡不过的常识；这一点无论如何并不与特定的道德旨趣联系在一起。但认为永久和平还不是个美梦，这就等于相信，战争就其自身而言就是令人神往的；这样看待战争，这便暴露了一种残酷的、非人道的性情。认为战争本身就是善好的，这意味着拒斥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拒斥抵抗战争与侵略战争之间的区别。最终，这与万民法（a law of nations）的观念是相悖的。
    11． 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接近于德国军国主义，然而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军国主义企图把战争的理想与Kultur[文化]协调起来；而虚无主义的前提假设是，文化已经终结。军国主义总是承认，和平的德性与战争的德性具有同等的或几乎同等的价值。军国主义虽然否认在对外政策中要运用温文有礼规则（the rules of decency），但在对内政策与私人生活中，它从未否认过这种规则。它也从未断言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它只是说德国人碰巧是劣等民族的导师。与此不同，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则宣称，种种武德，特别是作为承受身体痛苦能力的英勇（北美印地安人的德性），是剩余的唯一德性（参看容格尔在Blaetter und Steine[《叶与石》]中论痛感一文）。剩余的唯一德性，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没落的时代、西方没落的时代，一个与文化分离开来并转而与之对立的文明之时代；或者说，一个与有机共同体分离开来并转而与之对立的机械社会之时代。在这样一种沦落情形之下，能够生长的只有最基本的德性、首要德性、那种人与人类社会借以持寸与变化的德性。或者换一种讲法也行：在一个全然朽坏的时代，唯一可能的诊治是摧毁朽坏的整座大厦---“das System”[系统、体系]--回到未曾朽坏、不可朽坏的源头，回到潜在的*而非现实的文化或文明状况：纯粹潜在的*文明或文化阶段（自然状态阶段）的特有德性只是勇气，没有别的。因此，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激进形态，这种激进化应当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上代人那里，关于整个现代发展（特别关于当前）的罗曼蒂克判断已经被广泛接受，其广泛程度远过于19世纪的德国*[xxvii]。我把罗曼蒂克判断理解为一种受到这样一种意见引导的判断：在有史以来的某些阶段中，曾经存在着一种绝对优越的人间秩序。 12． 德国军国主义与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之间不管会有多大差别，这两种狂热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很明显的。德国军国主义是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的父亲。要透彻地理解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就需要透彻地理解德国军国主义。为什么德国这么容易倾向军国主义？在这里做点高度概括的评论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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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要解释德国军国主义，仅仅参考以下事实是不够的：德国文明比其它文明年轻得多，因此可以觉察到德国比西方民族更接近野蛮。因为斯拉夫民族的文明比德国还要年轻，可斯拉夫民族看起来不象德国那么军国主义。要找到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更聪明的办法是撇开德国文明的史前史*，直接观察德国文明本身。1760年至1830年期间，德国的文学与思想达到了全盛时期；也就是说，是在现代文明的理想几乎打造完毕之后，随着对该理想的修正与反动产生的。现代文明理想的源头在英、法二国而非德国。当然，这理想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如果我没有太离谱，可以这样来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在法国革命中突然迸发的智识发展倾向：降低道德标准与道德要求（这些标准与要求是以前那些有责任心的教师搞出来的），但比以前的这些教师更为关注把人类行为的准则付诸实践、付诸政治实践与法律实践。而贯彻这点的最有效方式是把道德等同于要求个人权利这样一种态度，等同于被启蒙了的自身利益（或者说把诚信还原为最优策略）；或者也可以有这样的贯彻方式：用工业和贸易解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两位最有名的哲学家：笛卡儿，他的所谓generosite[慷慨]便无正义、无职责的说法；洛克：? 挥胁撇?ň兔挥姓?澹?Ｎ?巳僖?写娴牡鹿??鹿?枷肫鹄捶炊缘赖碌亩槁湟约八嬷??吹恼嬲?恼苎Ь?竦穆俾洹？烧?钦庵侄?7、18世纪精神的反对奠定了德国军国主义的基础（就德国军国主义是个智识现象而言）。17、18世纪把道德善好等同于被启蒙了的自身利益的目标（不管这启蒙方式如何），为了反对这点，德国哲人坚持认为，在道德善好与自身利益之间、在honestum[诚信]与utile[功利]之间存在着差别；他们坚持自我牺牲*与自我否定*[的德性]；他们坚持得太过分，以至快忘掉了人的自然目的是幸福；在德国哲学里，幸福、功利以及通识（Verstaendigkeit）差不多成了贬义词。而在一种德性中，高尚与功用、义务与自利之间的差别最是明显，这种德性就是英勇、武德：其它一切德性活动的完成都是有（或者可以有）报偿的；正义、节制、温文、慷慨等等都是有酬劳的；而英勇，也就是战死疆场、为国捐躯，决无报偿：它是自我牺牲之尤者。[xxviii]英勇是唯一毫不含糊的非功利德性。为了捍卫受到威胁的道德（也就是非牟利性的道德），德国哲人不禁过分强调武德的价值，在几个非常重要的例子那里，在费希特、黑格尔与尼采那里，尤其如此。以这种以及其它种种方式，德国哲学开创了一种特别德国化的传统：鄙视通识以及通识所设想的人生目的。
    无论德国哲学与西方国家的哲学之间的差别有多深，德国哲学最终还是把自己设想为前现代理想与现代理想的综合。这种综合并未收效：19世纪下半叶，它受到了西方实证主义（启蒙的自然子嗣）的妨害。德国已经从她的哲人那里学会了蔑视西方哲学（Je meprise Locke [我鄙视洛克]）；德国现在看到了，它的哲人们搞的那个前现代理想与现代理想的综合并未收效；她没有看到出路，除非完全清除现代文明观念对德国思想的影响，返回前现代的理想。纳粹主义是这一返转的最著名例子，因为它是最下里巴人的例子。其最高水准则是返回哲学的所谓前文献记载时期、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不管在什么水准上返转，前现代理想都不是真实的前现代理想，而是德国观念论所解释*的前现代理想（这种解释是带着针对17、18世纪哲学的争辩意图的），因而是个被歪曲了的理想。[xxix]
    对于战后德国来说，所有德国哲人中（其实也是所有哲人中）影响最大的、最该对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的产生负责的，乃是尼采。尼采与德国的纳粹革命的关系一如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这就是说，借着德国革命来解释尼采，这对他是不公正的，但也不是绝对的不公正。如果引用出自《超善恶》的、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一两个段落，想必不会错到哪里去：“这些英国人不属哲人之俦。培根代表了对哲学精神本身的攻击。霍布斯、休谟与洛克是一世纪开外的“哲人”概念的沦落。康德起来反对休谟。关于洛克，据说谢林说过Je meprise Locke。而黑格尔、叔本华与歌德不约而同地反对英国人对自然的机械解释（牛顿）。”“那被称为现代观念的，或被称为18世纪观念甚至法国观念的，一言以蔽之，那德国精神怀着深深的厌恶加以反对的理想------它源于英国，这是无庸置疑的。法国人不过是那些观念的模仿者与实行者，是它们最好的士兵，不幸得很，还是它们的第一批受害者、最深的受害者。”（文字脱落。252f）尼采断言，德国传统正是对现代文明的理想、那些源于英国的理想的批判，我相信尼采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忘了补充说，英国人几乎一向有着不那么德国式的审慎与节制，不会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种审慎就是这样来设想现代理想，即因势利导，合理地采纳一些古老永恒的理想：适宜、法治、不流于放纵的自由。这种轻易、暧昧、事到临头再随机应变的态度也许有损于英国思想的彻底性；可最终看来它也是英国生活的幸运；英国人从未与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在欧洲大陆却影响深远。无论那些特别现代的理想有着什么样的问题，那些创制了这些理想的英国人同时也对古典传统相当熟悉，并且英国人总是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必要解毒剂。就在英国人创制了现代理想的同时，剑桥和牛津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好地保存了前现代的理想、古典的人文理想。[xxx]
    

《德国虚无主义(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