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化走向的反思（上）

    在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首先显示的一个结果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学，排斥西方文化、复归民族传统。

    最先向着民间大众“开步走”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以最激进的面貌批判和否定五四，改造旧社会的迫切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寻找改造旧社会的力量而建立的对群众的认识，却使他们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的批判和否定是激烈的，但显而易见，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们热烈赞美并且用以反对和否定个人主义的所谓新思想，也不全是新从国外引进的新思想，而往往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群体意识。

    他们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却没有认识到那仍然是一片旧泥潭。这些激情满怀却缺乏深刻的年轻人自以为找到了新的价值而超越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超越恰恰是在传统力量的作用下不由自主地扮演起来的。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承载的却是传统的惯性。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认识，加之浮薄的激情带来的超越和否定，使他们以最激进的姿态站到了旧文化的一边，帮助实现着旧文化的回归。

    冯乃超对鲁迅的批判紧紧抓住的是人道主义。对鲁迅“愚弱的国民”和“第一要着，是在改变我们的精神”等启蒙主义话语大不以为然（5）。成仿吾说鲁迅的《“醉眼”中的朦胧》一文“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6）。钱杏村严厉批判鲁迅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之后指出：“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7）。他们以为完成了一种超越，所以大胆地指责这一切，却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新文化精髓之所在。这种批判没有使他们进入更为先进的行列，而是暴露了他们思想的简单、心理上的浮躁和观念中陈旧传统的积淀在动荡的时代中发挥的作用。

    五四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和传统的界标。这个界标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尺度意义上的。20世纪中国发生的对五四的一次次否定，无论以多么激进的面貌出现，其实质都是旧的而不是新的。直到世纪末的90年代，五四还没有经受过一次真正的新思想的挑战。

    每一次对五四的否定，都意味着对传统的回归。即使今天那些以后现代主义行头装束起来的否定者，也无须仔细查看，就会发现那新衣之下所隐藏的被五四所冲击过的腐朽。

    如果说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走向民间和大众的时候复旧的表现还不明显的话，在大众文艺运动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以小农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排斥西方现代文化的倾向就非常明显了。对五四的否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对知识分子的否定也是通过对其载体的否定而否定以个性主义为主体的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文化。向大众认同也就是向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认同。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现代知识分子——西方文化这三者是一体化的。对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态度都意味着对这个整体的态度，显示着在东西方文化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选择。文学的民间化运动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复旧和排外的倾向。这种复旧和排外的倾向与尊孔读经不同，但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因为经典文化和它在民间的积淀并没有多大不同。

    无论是大众文艺的讨论还是民族形式的讨论，都一样首先反对欧化的语言和形式，通过对“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强调而排斥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并客观上实现着对传统形式和内容的回归。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瞿秋白都不是守旧派或者国粹派，然而，这个最激进的理论家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强调语言形式问题时却明确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并且在内容上号召改作《新岳传》、《新水浒》，并试图以此抵制知识分子以欧化的文学去教育群众。

    大众文艺运动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欧化。尽管瞿秋白等人有时也在理论上表示不一般地反对欧化，但批判的锋芒所向却往往是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倾向”。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种新式的欧化的'文艺上的贵族主义'：完全不顾群众的，完全脱离群众的，甚至于是故意反对群众的欧化文艺，——在言语文字方面造成了一种半文言（五四式的假白话），在体裁方面尽在追求着怪僻的摩登主义，在题材方面大半只在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兜圈子”（8）。所以，文艺大众化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在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进行反对一切反动的欧化文艺的斗争”（9）。这种反对欧化的倾向在后来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陈伯达在《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杂记》中说：“关于民族传统，在文艺上所接受的，不是限于旧形式；凡是中国民族战斗史绩及其精神，中国人的一切固有美德，中国历史上大人物对于民族和社会的一切立德、立言、立功，为中国人所服膺不忘的，都应以之充实文艺的内容”。向林冰等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小农意识出发，指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非大众化、非民族化，而对封建社会产生的民间旧形式大加礼赞，把它看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中国现代悲剧性的文学历史证明，当时能够认识到这种复辟性质的只有胡风。当否定或歪曲五四文学传统而强调继承民间的传统形式成为一种时髦之际，他坚决地捍卫了五四文学传统，反对那种认为五四新文艺“割断了历史的优秀传统，割断了人民大众的联系”的论点，反对“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的正宗”的论调。他反复地批判向林冰等人“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理论，因为他看到了五四新文艺在实践和理论上“不但和古文相对立，而且也和民间文艺相对立”（10）。

    也许在这一点上胡风没有表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