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公平经济增长中折腾的西部

作用都会有一个极限。要使处于极限状态的经济有重大突破又不悬空，只能是重新制度，否则，这时的经济如何活跃，也只能是“滞长”。这就足见制度重新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但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决定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是以试点为前驱的。中央自实施邓小平“两个大局”发展战略以来，制度重新的试点都是布置在东部，所以，东部经济突飞猛进有制度支撑。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不授予东部设置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试点权，东部能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吗？显然不能够。支撑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事例是：特区设立之前，所在地并没有明显的跨越发展；首批特区没有把上海加上，使上海腾飞推迟了几年，是邓小平多次提到的一大“失误”。20多年来，东部一直是体制改革的龙头，再向中西部辐射，占据领风气之先的优势。　制度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极其重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落后20-50年，经济发展空间很大，制度创新的空间也就很大。但制度创新是一个政治问题。创新意味着风险，政治问题就要承担政治风险。由于中央把制度创新的试点主要放在东部，创新风险所承担的政治风险的压力可以分解到中央。西部则不同，中央没有特别授予西部制度创新的试点使命，制度创新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要由西部人自己负责，一个善意的“招呼”足以使西部官员“不知所措”。“起步不灵刹车灵”中国西部改革发展一直屡见不鲜。　这种现象一直是嬉笑西部人“观念落后”的口实。一个地方的观念落不落后，主要是看领导。同是中国人，难道西部就没有敢为天下之先的领导？可悲的是这种歧视性认识居然被普遍认同，甚至被大多数西部官员所认同，漩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急流里做文章。回顾改革发展的历史，是谁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是谁第一次揭开股权交易的盖子？西部产生了许多第一。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上升到制度创新的层面。当然，不可否认，今天的西部的确存在一个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先进的问题。但这是多年来西部不具备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而又倍受“打招呼”的警告或暗示养成了“风声鹤唳”般的自觉反应。所以，西部人观念落后，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承担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这不是西部人的问题，而是中央对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由于制度创新是先试点，再推广，于是，同样是制度建设，东部更多的是自主内需型，需要什么，创新什么；而西部则更多的是被动外加型，不论需要与否，适宜与否，都必须接受。东西部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发展经济，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能不能授予西部制度创新的试点权，是西部经济发展突破制度瓶颈的关键。如今，小平当年设计的实现“第二个大局”的路径是东部沿海地区“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已经没有体制基础了，而且，那样做势必也会削弱东部经济继续增长的力量，东部不会“服从这个大局”。西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发达地区“手拉手式帮助”的基础上。西部发展要实现重大突破，只能是走制度创新之路。　当然，这里的“走制度创新之路”，绝不是以往由于改革相对滞后把东部创新的制度移植过来的路径依赖，而是根据西部的区域优势和经济特点，敢为天下之先，“闯出一条血路”。我国是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国家。制度创新要承担政治风险。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和政治布局是西部人的政治觉悟。曾经，中央把制度创新的试点布置在东部时，“胆子再大一点”，改革就是“试错”，允许“试错”，“错了纠正”即可，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当年邓小平对东部改革的寄语和厚望。没有这些由中央分担政治风险的背景，“特区”建设、产权交易等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带有重大制度变迁、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尝试恐怕早就半途而废。如今，东部制度建设已经相对成熟、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已经基本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央应该把制度创新的试点转移到西部，像当年支持东部一样支持西部改革创新。没有完成这个转移，西部将注定永远落后东部，西部人没有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承担不起“闯出一条血路”的政治风险，不会也不该挑战中央部署的改革发展大局。　西部人是高度顾全中央改革发展这个大局的。正因为西部人顾全这个大局，所以只有中央授予西部制度创新试点权，分解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西部人才可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闯出一条敢为天下之先的发展新路。西部问题是中国问题，而且是由于东西部差距还在拉大变得日愈严峻的中国问题。问题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央理应授予西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制度创新的特权。　大一统政策的“非中立”缺陷

什么是中国今天的国情？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这就是中国国情。中国如此之大，没有统一的方针政策，难免“一袋土豆”，国将不国，这是个大原则。中国有崇尚中央权威的传统，在维护大政方针的大一统上，总体说来，执行得很好。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不再是经济落后，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里，执行大一统的重大决策，往往会加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负担，使理应中立的重大决策事实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倾斜。　比如，制止重复建设。西部新建项目往往是发达的东部已有项目，而且资金、技术、效益都可能超过西部，因而被制止的往往是西部项目，西部项目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就夭折了。比如，国家强调充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显然，这些自然资源在相对落后的西部效率不高，于是往往是提供资源或初加工产品，深加工环节“合理”地移到东部，资源效益扩大了，但扩大部分在东部。比如，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冲破地方经济壁垒，这对于提升我国的市场经济程度，扩大国内市场，发展经济，都极其重要。可是，地方保护往往是应对强势经济的本能保护。当我们把鞭子高高举起的时候，想过没有：是谁希望穷追猛打？谁受益？谁在承受阵痛？为什么要筑建地方经济壁垒？打过之后，有什么形式给予补偿？（相同的事例是，当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我国会无条件地开放市场、会没有开放的时间表、没有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吗？）比如，国家控制地方投资“过热”，由于东部盘子大，仅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是西部的几倍，而西部的投资规模即使达到如上海、江苏50%的增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过热”）也微不足道，虽然这次宏观调控国家注意到了区别对待，西部发展的势头依然受到阻击。比如国家从严控制土地，而真正冲破国家土地监管红线的重灾区在东部。这次被清理的“开发区用地”，山东就占去了全国被清理出来的总额的一半。试想，东部能有今天耀眼的成就，如果抽去土地成本，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吗？保守地说，至少减去1/3。本来西部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在落后半拍还处在起步阶段的西部，接受相同的管制，无疑受到的影响最大。比如，国企改革，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东部，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补偿国企职工的损失，有足够的岗位安置下岗职工。而在西部，包括一切经济欠发达地区，国企改革往往举步维艰。比如，鼓励产业发展的税制改革，国家已经敲定增值税由原来的生产方支付改为由消费方支付。谁受益最大？如果我们把产品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就能比较出最大的受益者是谁了。如今东部的消费已经升级进入高端产品，高端产品的生产主要布局在东部，在这个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谁受益谁受损问题。问题出在中端产品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历史优势，中端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正处在由消费低端产品向消费中端产品升级的阶段。由于东部产品具有性价比优势，在打破“地方壁垒”、“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西部有广阔的市场。所以，增值税改革，纵向看，是扶持企业，有利于更多的企业诞生、发展和壮大；而横向看，比较东西部，由于在生产方面，东部企业的发展数量、发展规模和势头，肯定比西部大。在消费方面，东部消费力强，但很少直接消费西部产品，而西部消费力弱，更多的是消费东部的产品。如此比较，这项重大改革措施，对东西部发展完全不同的影响昭然若揭。诸如此类，包括在非经济领域如城市化、建成社会保障体系、企事业单位改革补偿等重大政策举措，在东部实施可能举重若轻，而在西部执行，则可能是不堪重负，即使是透支未来资本也难免捉襟见肘。　我们的各项重大决策，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都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推进，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可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那么大，施行统一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受益还是受损，肯定不均。由于受益受损不均，必然首先在政策面就注定了地区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均。　政策总是带有强制性导向力量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政策倾向是维护基本平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但抑制了具有巨大潜力地方的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国家的政策倾向基本上“精英路线”，整个社会一片蓬勃向上，“自由竞争”、“竞相发展”成为时代最时尚的主题词。但在事实上存在各种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潜规则”）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精英”导向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必然使本来就艰难的欠发达地区雪上加霜，带来的是发展之“痛”。鼓励发展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力不从心，因为不具备必要条件和实力；宏观治理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损失最重，因为发达地区已经构成既定事实。这样，注重“精英”发展的政策导向加重两极分化。国家不同于市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优胜劣汰，谁更有力量，谁就出类拔萃，谁就先行一步。国家的基本功能是调剂，在为“精英”自由伸展提供了制度平台的前提下，更多的应是注重扶持弱势一方的发展。所以，国家的重大决策，要尽力保持“中立”，妥善处理好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既有注重整体利益，又要注重局部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既有注重保护强势一方的发展势头，又要保护弱势一方面受强势力量的冲击。事实上，我们国家如此之大、发展很不平衡，发展又是第一要务，要做到重大决策充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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