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公平经济增长中折腾的西部

“中立”，相当困难，因此，需要地方性政策来补充。在实施中央重大决策时，允许个别地方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弥补重大决策在保持“中立”方面的不足。这种补充性的地方政策，也具有中央政策一样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不能视为“地方保护主义”一揽子“扫荡”干净。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曾经经济落后，实施“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是唯一的、务实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走不平衡发展之路，政策倾向性强，仅仅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在“第一个大局”已经实现之后，向“精英”倾斜的政策应该逐渐终结，代之而起的是有利于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方面转变。同时，还要看到，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二个大局”构想全面启动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与1980年代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构想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当时，计划经济还占主导，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调控各地发展的行政手段很十分见效。到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时，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经济体制已初具规模，中央再有权威，也难以如臂使手那样运用自如地行使行政手段来均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力量了。这就是说，当年小平构思“两个大局”时设想的：“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即使“这也是个大局”，没有实施“第一个大局”时“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的历史条件了。因此，在实现“第二个大局”时，注意克服重大决策的“精英化”倾向，尤其重要。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发展中中央与发展很不平衡的地方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美国的有些制度性安排可资借鉴。　西部是中国的西部，西部发展是中国发展“第二个大局”的落脚点。所以，促进西部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上，还要体现在国家全局发展的重大决策实施上。如果国家重大决策还继续保持在实施“第一个大局”时期的阶段上，那么，由于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重大决策损益不均，必将抵消很大一部分“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发展送来的政策优势。　如今，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已是既定事实。西部还是个羸弱的“孩子”，指望东部的“行政指令性帮助”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中央的资金支持也不现实，授予西部更大的政策自主权以提升西部的竞争力、发展力是可行的。否则，在事实上存在一个强势经济的“市场一体化”的竞技台上，西部就只有屡败屡战的命运。东西部差距的存在，也为西部发展在政策面上实现更多的政策自主提供了地域疆界。国家允许并支持西部地区出台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免受强势经济冲击的保护性措施，给西部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使西部有独享的政策优势来保护和发展地方经济，结束长期以来“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损益不均的历史。　实力、条件不均等的市场竞争　中国市场经济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20多年，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形势的原因，逐渐拉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强势地区和经济弱势地区。改革开放的20多年，市场经济形成并发展的20多年，就是东西部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20多年。中国幅员面积大，东西部各自的自然优势本身差距就大，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神圣职责里，以行政区域为界的经济发展竞争包含了深层次的政治资本积累。经济弱势地区想发展，难道经济强势地区就不想发展吗？这些既可理解又合理的追求，使中国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了类似经济强国的经济强势地区和类似经济弱国的经济弱势地区，形成了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形势的原因造成的实力、条件不均等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但是一个存在博弈各方实力不同、基础不同的大市场。由于日渐拉大的发展差距，使东西部的产业质级和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彼此拓展和占有市场的实力完全不同。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迫使产业质级、产业结构、管理水平、市场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的西部迎战东部的“竞争”。这使我们看到的是在遵守共同竞争规则的拳击场上，一个40公斤级的拳击手迎战80公斤级拳击手的搏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竞争）。谁胜谁负一开始就有答案。　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在“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东部产品以自己的性价比优势不仅在当地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西部也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西部情况正好相反，不仅由于性价比劣势敲不开东部的大门，而且在“市场一体化”　这一历史趋势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在东部性价比优势的冲击下，筑起的“地方保护”壁垒纷纷土崩瓦解，连本地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丢失。　由此形成一系列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招商引资”，特别明显。2003年，东部如江苏协议注册外资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8亿美元。而西部如云贵川（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协议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68亿美元、0.56亿美元和5.8亿美元，3个省合计起来仅8.04亿美元，不及江苏实际利用外资的1/19，甚至不及江苏省内的昆山市（昆山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12.01亿美元）。同在一个国家，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外资投向是冲着资本增值而来，表明东部资本增值率远比西部大。市场经济又是资本经济。外资集中向东部汇集不仅快速提升了东部优化外资投资结构水平，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那些最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外资项目，而且加快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对西部的产业崛起形成更大的冲击。　“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竞力的拳击场。“市场一体化”，一方面，西部人享受了东部产品价廉物美的实惠，同时刺激了西部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紧迫感。这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解除了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西部承受的更多的是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更多的是工业发展的艰难。既然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只要西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是东部的产品，就如同“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必将影响民族工业一样，西部工业必然举步维艰。国家“一五”期间就把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布局为西南工业中心，“三线”后又有大批大型企业移迁成都，有西部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工业优势，面对东部咄咄逼人的工业，缺乏能够逐鹿中原的工业来支撑成都经济做大做强，这些年来一直是地方领导的心头之痛，其他西部地区就更谈不上规模工业了。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西部，在市场比值一点点缩小的趋势下，对振兴地方工业的追求，很带有点“精卫填海”的悲壮。——这使我想到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又爱又怕？因为经济全球化可以打破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激活国内的资源。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遵循同一规则，这个貌似公平的平台，弱国只有被剥削、被掠夺的份。我把它称为“文明的野蛮”。在我们国家，地区间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同一规则的平台上竞争发展，事实上也存在这种“文明的野蛮”。而且，在国家的名义下，这种“文明的野蛮”更堂皇、更隐蔽，也更严重。　只要有差异，就必然存在“文明的野蛮”。问题不在于消除“文明的野蛮”，而在于减轻“文明的野蛮”对弱势地区的损害。国家理应承担起减轻弱势地区所受损害的责任。当然，在推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但实效不大。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造得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而且，以长江流域上下游经济合作的“东西连动”成为时尚，牵引着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的大变革。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免费的午餐。　午餐是要付费的。关键是怎么支付。对于民间合作，完全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我无可非议。我在这里只谈政府间合作，即在官方的斡旋下进行的民间合作。无论是民间合作还是官方合作，只要有利于西部发展，我都以极大地热情欢迎。这是一个大前提。我要强调的是，既然是政府间合作，就必须体现小平“第二个大局”的要求：帮助优先，兼顾利益。我所忧虑的是，在官方出面以“合作”的幌子下，所谓“优势互补”，不过是一种发展分工，西部出资源、出市场，东部出资金、技术、人才，结果彼此之间成本支付和合作受益严重不均，实则是“合理掠夺”。所以，由于西部发展在与东部的交往中存在严重的逆向“边际效益”，存在严重的非公平“溢出效益”，我坚决反对那种所谓“优势互补”实则“合理掠夺”的“东西连动”。　我不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市场一体化”，我只是在公平的意义上质疑“市场一体化”。国际纷争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拒绝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但同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一揽子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因为遵循强势国家主导的原则进行合作，无论理由多么堂皇，都掩饰不了“剥削”和“掠夺”的本质。这一点，就连发达国家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经济学家都在严肃批评。在国际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当今正是世界范围里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升级，这对我国来说上是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指望我国成为提供资源、市场和加工贸易大国。我们能心安理得接受这样的分工吗？如果接受这样的发展分工，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复兴呢？显然，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是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国家分工的。同理，如果在“市场一体化”的背景里，东西部的合作是以西部提供所谓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这样的分工，那么，振兴西部不就是“夜郎自大”吗？　西部要实现腾飞，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来支撑。由于东西部发展的差异，东西部的工业发展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如果说，西部的经济正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那么，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这个巨大差异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相对贫困的西部人当然乐意消费东部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就极大地阻击了西部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只要东部工业产品充斥西部市场，就难有西部工业崛起的空间。　就此而言，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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