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公平经济增长中折腾的西部

，在我国，不仅在经济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在产业布局上存在严重缺陷。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在东部，已经处于产业升级阶段，而传统优势产业依然雪球般越滚越大。这不仅致使国家产业布局不均衡，加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成本，而且，致使西部工业发展极其艰难。　为了更简明地表述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把中国现实的生产与消费分为三个层次，即低端产品、中端产品、高端产品与低端消费、中端消费、高端消费。西部地区正在从生产低端产品、消费低端产品向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过渡，而东部已经由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向生产高端产品、消费高端产品过渡。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西部不仅是中端产品生产的资源提供地，而且还是中端产品消费的主要市场。无论是资源的移动还是市场的移动，都会加大成本。因此，这种非均衡的产业分布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仅不利于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而且不利于西部工业发展。　可见，推动东部中端产业向西部转移，既是促进西部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均衡国家产业布局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市场经济时代，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的走势都是趋利而动。行政指令推动下的产业转移已经隔日黄花，采用项目审批限制相同产业促使其自然萎缩已经被废止，因此，最佳方式就是遵循利益驱动规律，给予西部特殊的利率、税率，吸引东部中端产品产业向西部转移。运用利率、税率差异促使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兴衰和转移，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各自的现实起点不同，实行统一的利率、税率必然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这是不公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施行不同的利率、税率，以及组建西部发展银行等建议，早就有专家学者提出来了。或许是当时东西部差异不大、矛盾不突出，或许是国家商业银行体系、国家税务体系还不完善，这些设想被撂置下来。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　逆向的“边际效益”　经济学里提到的“边际效益”是收益最大的区域在支付成本最大的区域，边际影响呈渐弱走势。我把这看成顺向发展，是投资与收效成正比增长的常态。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中，由于“发展很不平衡”造成东西部之间经济结构和发展实力的差异，已经形成了“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的历史格局。这种“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东西部的分工定位。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东部承担起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责任，发挥顺向的边际效益，影响西部发展。这样的分工合作，意味着，只要东部呈腾飞状，西部就永远处于尾随的落后状。为什么“经济全球化”这个皆大欢喜的经济浪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会是恨爱交织？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要常常对发达国家说“不”，要讨价还价，对国内市场、资源利用要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就因为不附加其他补偿条件的强弱合作隐含着赤裸裸的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就因为以出售资源以及初加工产品的落后国家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之资源，就因为从基础资源到终极产品的各个效益链中，支付资源成本的欠发达国家总是获得很少的比较收益，占据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管理优势的国家隐含着对提供基础资源国家的“合理剥削”。这种被各种力量延伸后的边际收益是越来越大，所以我把这种效益走势看成“逆向边际效益”。这种“逆向边际效益”的结果，是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貌似公平的合作中隐含着深刻的不公平。对这种不公平，当我们在世界经济交往中身居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切的感受，坚持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着眼，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入世”谈判才格外艰难。而为什么我们面对国内存在的发展受益不均会长期熟视无睹呢？——在以行政区域计算GDP和分配社会财富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中国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分工才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样堂皇的话语来安慰西部人，因为强势经济国家也正是用类似的理论来迷惑弱势经济国家，因为东部人在理所当然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分出一半“羹”给西部人以体现“大家庭”的平等。如果在发展很不平衡的行政区域之间要求“收益共享”是荒谬的、不实际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过程（起点与终点），一个大局，没有补偿条件、不合理的分工、要求西部支付逆向边际效益，也是荒谬的。可是，谁为西部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东部坐下来好好地谈判过呢？　解剖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整个投资情况和整体效益，特别能说明“逆向边际效益”是怎么回事。“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给新疆带来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投资，增加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使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够增加10％左右，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平地里挖出个“金娃娃”，值得欢天喜地。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它的延伸工程，这时的“欢天喜地”就含有难言的苦涩了。首先，这项工程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这项工程包括上游气田开发、输气管道建设和下游天然气利用三个部分，投资比例是2：4：6。输气管道建设投资400多亿元，下游天然气利用投资600多亿元。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鸟瞰“西气东输”全局，一个西部，获得投资200多亿元，一个东部，将获得投资600多亿元，谁得到的资金更多？答案一清二白。还不说其中400多亿的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定单，西部能拿到多少？钢管是面向国际招标。东部有更强大的实力与西部企业竞标。至于谁受益最多，600多亿的天然气利用建设资金全部安排在东部，能够把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仅仅是显性受益，还有难以用资金来计算的隐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万吨煤，环保部门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酸雨发生率统计是，上海在11％左右，江苏大概是12％，杭州地区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50％。改用天然气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华东地区的大气环境。从“西气东输”整个工程的成本（主要是资源与资金）、效益上看，与其把它视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国家建设发展项目。因为固然西部受益，而东部受益更大，大到超过西部人的想象力。只有这样的视点，才能看到这个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里由西部承担资源资本所带来“逆向边际效益”。这类“逆向边际效益”在经济学里有更清楚的表述，即“溢出效益”。　这类局部承担成本、全局受益、典型的“溢出效益”项目，还包括“三峡工程”和“天保工程”。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些重大项目的，为了国家经济质量的提升，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包括西部在内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实施这些重大项目。问题是，这些项目所形成的“溢出效益”没有引起国家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对“溢出效益”给予公平的补偿。　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使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凡是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大局的事，都需要西部做出奉献或牺牲。无论是西部的奉献或牺牲，都会使国家整体受益，特别是东部受益。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在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天保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的整体效益中清楚地看到。　经济学里没有纯道义的成本与收益的结算，无论是奉献还是牺牲，都是支付成本；无论是避免损失还是减少其他开支，都是获取收益。当支付成本与获取收益不在同一方，获取收益方就享用了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则，享用“溢出效益”方就应该回报以相应的补偿。如果这类“溢出效益”是在国家干预下为了服从大局需要才出现的，那么，国家也就有责任促使补偿得以实现。　市场经济趋利而动，这是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不应指望东部的帮助“不带利益色彩”。同理，东部享用“溢出效益”也不应该“心安理得”。比如“三峡工程”建成后，就可以减轻下游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失。同时，也加大了上游发生特大洪灾的几率。在水利设施已经相当完备的情况下，长江上游如达川、广安等地在今年（2004年秋季）遭遇特大洪灾，不能说与三峡工程抬高了上游水位完全无关。比如上游治理污染，任务特别艰巨。不仅资金安排上捉襟见肘，而且加大了发展与治理的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上游也如下游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对下游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已成事实的有“淮河污染”。为此上游西部地区不仅要肩负起超负荷的环保重担，同时还会使正处在原始工业经济积累阶段的地方工业更加举步维艰。表面上看来，西部山青了，水绿了，西部人直接受益。从全局看，受益的就不仅是西部了，还包括东部。东部不仅可以减轻诸如洪灾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间接受益如健康、生活、生产等。既然是甲方支付成本，乙方连带受益，遵循公平原则，乙方不能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有国家行为，所以，国家都应该对受益方增收资源调剂税、环保受益税等税种，用以补偿支付成本方的“超正常收益的损失”。既然是市场经济，彼此都按经济规律办事。　结束语　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这个在国家重拳出击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经济）保护”壁垒的西部，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势下的折腾。　经济非公平增长必然加大强弱之间的差距，加重强弱之间的矛盾，最后也会因弱者过弱阻止消费需求而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出现滞涨。解决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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