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公平经济增长中折腾的西部

提　要　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合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趋势下的折腾。这些由于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势给西部发展绾上的死结，不是西部的努力可以解开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仅仅是实现邓小平构想的“第二个大局”中的重要一环。5年的历史已经说明，这远远不够，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还需要把西部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来考虑，需要从实现“第一个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经济增长方式）向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只有这个转变完成，绾在西部发展上的死结才有解开的现实条件。　西部问题，仍是中国问题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反问自己：我是一个西部人，当我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审视西部经济改革发展中遭遇的种种不公平，是不是我带有西部人的偏见？作为一位学者，保持中立是应该坚守的基本原则。10年前，我从北京回到成都后进了这个西部特大中心城市的核心决策研究机关——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一呆就近7年，见证了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西部人顽强拼搏的历史。我陈述这段经历，是要表明，我与国内其他学者的区别仅仅是自己亲历了西部奋发图强的拼搏，能够深切感受西部遭遇经济非公平增长的切肤之痛。每当我为西部取得一个个成就欢欣鼓舞之余，遥望东方，总会有一股莫名的苍凉袭上心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地党委政府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性机会，紧锣密鼓，新招迭出，可谓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了，实现了一年一个台阶的跨越式发展。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与东部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依然逐年拉大。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现在达到的小康是“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究竟有多大的“不平衡”，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璋的调研结论是：西部的12个省市区综合起来跟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比较，仅2000年到2002年两年之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扩大到了2713元，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这个差距的扩大将更加惊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3年底，仍没有缓解。我对比了一下东西部几个省在2003年的发展数据：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14867、13180、12380和7042、1644、4948。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10000元，为3：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6658、5431、4055、2230、1697、1565。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5000元，为4：1。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痛苦的事实：5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部落后的态势。　全国有6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最新统计（2004年资料）显示，绝对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西部，仅西部云贵川三省就有3000万。在最穷的地方，一家人的家产合计不及100元。这当然是最极端的事例。尽管如此，它仍为我们反观25年的改革发展之后东西部的严重差距提供了需要警醒的参照。——我坚信：西部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西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并非在很远的将来才凸显出来，事实上在今天就已经非常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来挪动，消费增速缓慢。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在缺乏消费支撑的高位上运行，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为什么呀？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导致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而西部，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所以，西部增长问题，与低收入群体问题、“三农”问题一样，都是涉及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多年困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缩小，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加大，症结就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丢失了公平。三大差距日愈扩大使中国经济在“地震多发地带”驰行，速度越快，风险越大。200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受益差距扩大的挑战，由于非公平使得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在弱化，因而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状而言，政策措施上注重公平尤其重要，并且明确指出应把“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作为中国改革政策措施应该注意的三大方面之一。　现在的情势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解决，而是非解决不可。推进第二个“大局”刻不容缓。作为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对改革发展“两个大局”的设计是一个整体构想。而且在我看来，实施第一个大局，是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实现第二个大局，才是目的。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方先发展起来，才能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突破。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如果失控将面临走到“非社会主义化”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对可能出现的贫富悬殊、地区差距一直放心不下，反复叮嘱全党：“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发展的速度出人意料，而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日愈拉大也出人意料。这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拉美陷阱”。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是要把他开创的改革发展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两个大局”的构想。　在纪念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34期推出的主题文章是《未竟的邓小平》。这是一个寓意深长的主题。改革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都仅走了一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方先发展起来，我们走得很好。为什么我们在转向“第二步”、“第二个大局”——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就走不动，或者说就如此艰难呢？一句“未竟的邓小平”，警示我们“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能不能避免“非均衡发展”的政治风险，能不能扭转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的发展态势，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国家的前途及命运。　必须看到，小平提出“两个大局”的时候，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中央还能够动用行政手段实施“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而到“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那种行政的、非市场经济化的手段进行“削峰填谷”式的“帮扶”肯定行不通了。这是新情况、新问题。更要注意的是，如何在不影响东部的正常发展的前提下而又能解开西部发展的死结。大概这正是西部要解决的“发展要有新突破”、“改革要有新思路”、“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2004年4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出：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且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落实各项措施，积极有序地推进。“认真总结经验”，这句话分量不轻。“认真总结经验”，关键是要找出：是什么力量耗散了“西部大开发”的优势？是什么力量仍在窒息西部发展，使西部人的拼搏实效上类似折腾？我认为：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政策受益和受损不均、不同级别的竞争、逆向的“边际效益”是绾在西部发展上的4个死结。这4个死结均反映为“不公平”，是国家改革发展大势下的不公平，因而这些死结，不是西部人的拼搏能够解开的。　我总是不断地提醒自己：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别为西部哭泣。问题往往在暴露最充分的时候能够得到尽快解决，何况中央已经非常关注经济非公平增长的危害了，正在逐一解决。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把GDP的增速从多年保持9%的增长降为8%，意在解决日愈突出的差距矛盾。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普遍认为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继续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时注重“修复”，“修复”过去在“效率优先”的增长中难以“兼得”的公平。　东西部差距，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一道构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日愈严重，归根到底是我们在实施非均衡发展中没有来得及“兼顾公平”。这既有经济增长惯势的影响，也有一些政策措施太注重“效率优先”的失误，不自觉地走到了经济非公平增长的路上。非公平经济增长必然弱化经济增长对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在这种经济增长惯势和政策取向的双重制约下，西部人的努力、弱势群体的拼搏，都显得微不足道。如今，差距矛盾已到了社会难以平衡的程度，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这个目标基本完成，国家有条件下决心把发展的重心移到解开西部发展死结上来。　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　改革促发展。改革就是制度创新。制度既是经济发展的支撑，又是经济发展的边界。超出制度支撑的边界，经济发展就是悬空的，早迟一天会崩塌下来。由于是制度在支撑经济，所以，任何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