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历史观的特征

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19]。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由于毛泽东善于批判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所以他善于古为今用，如他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20]。  
（2）洋为中用。 毛泽东认识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1]。又说：“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22]。但这种吸收“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3]，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毛泽东在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财富的态度上，采取了“大量吸收”的博大胸怀，他是站在全人类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世界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成果的。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人吸收、继承、发展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革命史观是毛泽东历史观最为鲜明的特征。  
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的卓越领导者，毛泽东不是以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全面论述，而是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来概括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部分。他的研究和论述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因而在实际研究中，毛泽东的历史观明显地表现为革命史观。可以说，他对历史的研究和全部论述都是围绕革命史观而展开的。“所谓革命史观，就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事件与人物的一种历史观。”[24]它既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化或中国化的一种理论表达形式，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革命史观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革命发展论  
毛泽东革命发展论的形成，经历过一个转变的过程。尽管他很早就立志要改造中国和世界，但由于早年的毛泽东深受康、梁改良思想的影响，主张以改良的方式来进行，并为此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社会改良和湖南自治鼓吹呐喊。但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南北军阀集团不断混战的现实，使毛泽东幡然醒悟，对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重新作了分析：“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5]。几日后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清楚地表明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应用俄国式的方法”，“赞成马克思的方法”，也就是组织共产党，开展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26]。它与政治改良运动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从此，毛泽东与政治改良的方式完全分手，走上了发动和领导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极为重视革命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仅以毕生精力为中国革命而奋斗，而且从理论上作了长期的、从未间断的探讨，形成了意义非常重大、影响十分深远的革命发展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革命发展论综合起来有如下几项内容：（1 ）他用农民革命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因，指出从秦朝陈胜、吴广起义至清朝太平天国的大小数百次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7]（2 ）他用革命来概括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然后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许多个别的阶段，“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28]（3 ）他把整个中国革命划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又把前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小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属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 ）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都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最基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完全满足了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成为中国革命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正确指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可以说就是毛泽东革命发展论的胜利。  
2.人民动力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之前，人们对历史的动力问题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重大缺陷，“帝王中心论”、“英雄史观”流行，少数大人物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创造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忽视。唯物史观彻底扭转了这种错误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但强调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决定历史结局的是人民群众。肯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毛泽东在人民群众问题上，完全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中国革命的

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无不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力量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热情讴歌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送去坟墓。”[29]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30]。抗日战争时期，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更进一步指出：“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1]。只要将中国的民众组织起来，日本侵略者就会“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32]。据此，毛泽东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并通过人民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人民的力量与原子弹和反动派的力量作了比较，毫不含糊地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3]人民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论断。  
3.阶级斗争决定论  
毛泽东从现实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非常强调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并且将其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他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等的评价，无不以阶级斗争的眼光进行，因而毛泽东的历史观具有阶级斗争决定论的特征。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唯心主义。”[34]他断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4.“革命功利主义者”的历史研究原则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赋予历史以政治生命力，使其始终为革命斗争服务，为达此目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历史研究的原则。  

《试论毛泽东历史观的特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