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视角下的行政收费——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再次，“中心”为牟取利益，利用接受非法委托得来的行政权力，进行搭车收费，同样是滥用职权。无论是有依据的委托，还是无依据的委托，委托人本身就不具有的权力，受委托人当然不能取得。在本案中，被告本身即无权收费，不得使收费成为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而受委托人事实上享有了行政职权，并不当使用这种职权，借此职权为行政相对人增加法定以外的义务，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在这一过程中，收费的授意如果出自被告，过错即属于被告，如果不是出于被告授意，则受委托人有着独立的过错。依法理，二者应当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但是均属于滥用职权。
最后，宏观上看，认定“乱收费”属于滥用职权，有利于依法行政。当前，“政府办中介”成了民愤极大的一种怪现象。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有些政府部门无视“职权法定”，故意曲解“中介”的功能，将行政职权的不正当行使；实际上造成了行政机关买卖权力，割断了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正当直接联系，同时侵犯了国家机关的行政职权完整性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将这种现象规定为“滥用职权”，有利于从整体上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
（三）救济的方式不仅是赔偿
行政相对人享有寻求救济的权利这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各国莫不法定之。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获得的救济方式包括：1、诉请法院确认行政行为违法；2、诉请法院对行政行为撤销；3、诉请法院判令被告限期履行；4、诉请法院判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5、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给予国家赔偿。
就本案而言，原告采取了确认违法和国家赔偿的办法。那么这是不是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对于原告个人而言，这应当属于最有效的救济方式，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不能这样说。依本案中的情况为例，符合原告条件的在全国上下不知道有多少，而大多数没有得到有效救济。假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败诉，他人可否以此类推拒绝这种乱收费？
本文主张重构行政主体概念，将非法委托纳入职权滥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法院应当将滥用职权的委托纳入司法审查——即使委托本身仅仅是委托方与被委托方的双方法律行为，只要有当事人对其中的涉及职权部分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就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这一委托行为的合法性，并对这个问题单独进行确认合法的判决或者判决委托无效，因此必然将受委托人纳入被告的体系。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判的既判力，以及无效行政行为的自始无效特点，这样至少在被告行政机关管辖的地域范围内，众多受害的行政相对人可以事实上获得司法救济，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直接向行政机关请求赔偿。
不管本次审判结果如何（突破现有的理论和法律框架对于中国法官是一种苛求），但是把本文作为这次诉讼的物质成果之一来看，作者可能个小地拣了便宜。

《行政法学视角下的行政收费——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