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园抱负”与“死的隐喻”

把他们“除掉”。不错，如果杂草在花园里存在，人们是可以直接从这种“是”得出“必须”来的，除掉即可。然而正如“赖尔峡谷”所指出的，这是另一个和人的领域不同的领域，适用于另一种范畴的思想/行动逻辑，人在针对花园这样的没有“主体性”（从而只具工具属性）的自然事物时，并不赋予它以道德属性，换言之，并不对它作出道德上的判断，这确实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暂且假定“生命伦理”只涉及人类，不涉及花啊草啊这样的生物）。然而放在人类社会，就全然不同了。犹太人与德意志民族所被设定的那种“劣”与“良”的属性即使是真的，也根本不是人的道德属性。作为人，这两者都是道德的主体，以“劣”、“良”（或“野蛮”与“文明”）这样的属性作为“事实”，进而推出后者“必须”（“应该”）消灭前者的结论，即取消前者的道德属性在逻辑上是非法的（就不要说它本质的罪恶了）。这和当年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精英”可以支配“愚民”的逻辑一样荒唐。

飞黄腾达的“园艺技术”

如果“园艺师”们相信通过“园艺技术”的运用可以让花园美丽整洁，看上透出秩序的震撼之美，自然不会去考虑“赖尔峡谷”与“休谟峡谷”的阻碍。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最关心的，是获得有趣而又准确的结果，并且要又快又省地获得。其他的考虑则只是途中的障碍，要么跃过要么踢开。”　[4]这两座峡谷算得了什么，为了神圣的客观性科学法则，他们还要把道德一脚踢开。

这段时间我看到一部纳粹电影《德意志的胜利》，排除对它的好恶评判，不由得惊叹那种秩序之美。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人对自由的逃避。从存在论意义上讲，秩序意味着一种确定性，一种弗洛姆所说的存在的“方向性结构”的确定。离开了这个“方向性结构”，人就会找不着北，在矛盾、混乱中将体验到一种面对陌生而危险的外界的孤零零的感受，一种存在的焦虑。因此，秩序的获得即意味着个体将自身纳入了一个给他与世界的联系以某种可能性并界定他与世界的关系的存在结构中――从这里他不仅发现了他自己，而且获得了思想/行动的指向。作为人的一种工具，科学是这种“秩序冲动”的一种投射。鲍曼发现了这点，他一语点破：“颇受赞颂的科学好奇心从未摆脱控制、管理，使事物更美好（即更加柔顺、驯服、乐意效劳）这一令人振奋的幻象。”[5] 《“造园抱负”与“死的隐喻”(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