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

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著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的《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应该指出的是，国内出版界近年来也推出了好几本带有“世界”字样的新闻史著作。如台湾政治大学李瞻著的《世界新闻史》、李明水著的《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史》、法国彼·阿尔贝著的《世界新闻简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等，但是这些著作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世界新闻史。因为，它们要么是几个国家新闻史简单的迭加，要么是以欧美各国为中心，或者是把中国排斥在该书的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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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当代社会，在世界通史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的情况下，新闻史研究仍然局限于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范围？其原因不外乎如下几条。首先，从工业革命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早在十九世纪中期，由于工业革命与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范围的殖民地化，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的紧密，从而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而新闻传播事业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尽管消息的收集与发布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但是新闻媒介的经营仍然局限于地区、国家的范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媒介经营的地域性特征，影响、制约了研究者的思维和视野。其次，建国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及自我的闭关政策，不仅在学术界，就是在新闻传播领域，也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新闻学术界对于外国新闻事业的了解，仅限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至于作为冷战对立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思想，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没有也不愿意去进行深入的了解。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变。其三、新闻史学界除了中国新闻史外，在对地区新闻史、专门史和主要国家新闻史的研究方面，由于资料的限制及其它原因，尚处于初级阶段，其成果还不足以为世界新闻史体系的建立奠定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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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分治格局的优越性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个地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运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的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中外分治研究格局的缺陷
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尤其是新闻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上述种种长处或优点，但是，相对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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