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

需要，并且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人们当然要期待有关成果的出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推出了一些以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演变为对象的代表性著作。在国外，有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撰著的《人类传播史》。该书作为施拉姆生前最后的一部著作，初版于1988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推出了该书的中文版。该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以跨时间（从石器时代到电脑时代）、跨空间（包括中国与外国，含盖整个世界）的宏观思维，对于“传播基素（语言、文字等）、工具（印刷、电视等）及机制（教育、新闻等）的发展史”，(威尔伯·施拉姆著，游梓翔、吴韵仪译：《人类传播史》，第7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版。)在大架构的前提下，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从而初步地展现出世界新闻通史的雏形来。在国内，笔者曾于1994年出版了《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本书亦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试图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的研究思路，构建以贯通古今、融合中外为主旨的世界新闻历史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些著作的出版看成是世界新闻通史研究的开端或尝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这些著作本身都是作为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编写的，其篇幅、体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这些著作的分量都不是很重，根本无法与方汉奇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闻通史》相比。无论是从其内容还是结构来看，它们都只能算是一本世界新闻简史或者史纲，其内容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其研究领域也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内容和特点
如果以世界通史为参照，同时借鉴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编撰的成功经验，世界新闻通史不应该是从前那种“被时间地点所局限的历史片段。”(弗·恩格斯著：《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7页。)其涵盖的内容，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第一、从空间上看，世界新闻通史涵盖的范围，应该是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换言之，他必须包容中国和其他几乎所有的“外国”。这并不是说，世界新闻通史就是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的简单的相加，“A国+B国+C国+D国······”并不等于世界。所谓世界，乃是由各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全球舞台上，以类似于有机体各部分密切相关的方式，联系而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个体固然就没有整体，但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个体的充分发展也有赖于整体及与此相关的其它个体。因此，世界新闻通史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从时间上看，世界新闻史还应该古今贯通。历史是以往的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是对过去事物发展、演变轨迹的追记，是对决定历史演进过程的内在规律的阐释。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绝对的，正如时间的广延性是绝对的。历史的长河变动不居，奔腾向前；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今天则是明天的历史。不认识过去，就无法了解现在；只有把握了现在，才能准确地预测将来。所以，历史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探索人类遥远的过去，不能为历史而历史。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对现实新闻传播的关照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时间链条把古与今贯通起来，在口语传播时代与当今的电子传播时代之间架设一条桥梁，从而展现出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完整脉络。只有这样，世界新闻史研究才能成为今日之镜鉴，才能成为我们利用历史规律和前人智慧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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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世界新闻史体系应该涉及到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三个层次。以往的新闻历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的层面，以探索各种新闻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演进的历史为主旨。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的空间。此外，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新闻传播，都是在一定的传播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传播理念决定了传播行为。要揭示并且正确地阐释新闻传播演进的历史，就应该把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有机地综合起来，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相对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而言，世界新闻通史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是大视野。过去的新闻国别史、地区史研究，均以国家或地区为本位，站在国家或地区的高度。在国家、地区之外，别无其它重要的存在。而专门史的研究，也局限于特定的对象媒体。我们无法看到研究对象所置身的更为广阔的全球性的社会背景。世界新闻通史则不然，他要求研究者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胸怀世界全局。在全球舞台上演绎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正如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不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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