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

　 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的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人们一般将其划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的历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种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历史学则是对人类以往历史过程的记录、对于人类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这种记录、总结和探讨，乃是社会科学赖以确立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视历史学为“一门唯一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由于人类的历史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在进化，历史科学的体系亦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善。新闻史学正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近代报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历史科学之树的一个新的分支。另方面，对于新闻学来说，新闻史学又是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一般把新闻学看成是由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史学三大块板组成的知识体系，而且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又是从新闻史的研究开始的。可见，新闻史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通过新闻史学将新闻学与历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新闻史学的发展进步，有利于提升作为其母学科的历史学、新闻学的整体水平；而历史学、新闻学奠定的学术基础，又制约着新闻史学发展的空间。

自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历史学和新闻学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就历史学而言，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伴随着历史向着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通史体系逐步建立并且日趋完善。新闻学的起步虽然很晚，但是，电子传播媒介和通讯卫星的出现，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同步传播。世界的空间距离大大地缩短，全球村庄由梦想变成了现实。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紧跟着新闻实践的步伐迅速发展。新闻史研究虽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别史、专门史、地区史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相对于历史学、新闻学奠定的学术基础和新闻传播全球规模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新闻史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突破。
具体而言，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即世界新闻史研究的出现。创建世界新闻史体系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本文打算从两个方面就世界新闻史体系问题略作探讨。
当前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作为新闻学知识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史学研究已成为新闻学术的重要领域。应该说，自新闻学诞生以来，人们在新闻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丝毫不亚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的研究。仅就国内新闻史学研究的情况而言，其成果之丰硕，其水准之高，绝不在新闻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之下。从专业研究人员的组成、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及研究成果来看，当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中（中国新闻史）外（外国新闻史）分治的基本格局。至于以包容中外于一体，以整个世界全局为对象的世界新闻史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学术界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代表作主要有，戈公振著的《中国报学史》、蒋国珍著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曾虚白著的《中国新闻史》、丁淦林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特别是方汉奇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闻通史》。还有为数众多的专门史著作，如赵玉明编著的《中国现代广播史》、郭镇之著的《中国电视史》、胡太春著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等。这些专著及大量论文的出版、发表，对于提升中国新闻学术的整体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至于外国新闻史研究，既有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上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体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付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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