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鲁迅的文章

化从中古到近代的“类型转换”的艰难历程。这两位的革命热情又太高，写文章是为了“载道”，观察文化问题时，自然难以保持使人冷静所必须的心理距离。冯友兰则坦然承认自己的《新理学》“不著实际”，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既不描述也不宣扬一个所谓的理想境界，他只是就现有的各种文化加以寻根究底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共性和特质。正是他的学识和对时代风潮的疏离，使得他的思想，消沉了几乎半个世纪，却更透出睿智的光辉。

　　今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妄和八九民运的躁急后，值得重温的，是冯先生的话：“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毛泽东和鲁迅，就个人才能而言，或许在冯友兰之上；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关键命题的回答，却远逊于冯友兰。哲学使人深刻，信矣哉，信矣哉！


　
孤　独　的　鲁　迅

·梦　冉·


　　小时候读鲁迅，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脚底流血，在坟堆之间呐喊的孤独者，间杂着呼号斥骂，那份悲凉和焦灼，不在有力。而悠悠长长地回响在历史的长廊。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太过黑暗，才会有这样的哲人。

　　渐渐晓得世事，又觉得他的“圆滑”，为什么如此锋利的鲁迅从没有“割伤”他自己？住口！除非臻于化境，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中是不可能避免牺牲自己。恐怕这正是近代中国缺乏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的缘故。毛泽东早已申明鲁迅的功不可灭，确实鲁迅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才华，奠定了鲁迅的地位。

　　有时候我更敬佩所谓性情中人，比如，千军万马之前，谈笑饮酒毕，一声“冲”身先士卒，义字当头，此等勇将胜过千言万语。然后就死掉，这便叫做勇士？

　　我曾有一位中文系的朋友，研究鲁迅的时间长了，偶而对我说：“人的潜意识里总有些杀的欲望，骂人会比杀人容易些，也精致些。”当不愿杀别人时那就杀了自己罢，也趁此杀了悲天悯人的孤独和痛苦。鲁迅是聪明人，选择了前者。


乡　愁　的　鲁　迅

·嚎·


　　记得是去年八月，这里也曾论过鲁迅。在那夏日里，我肯定是无心去论述那些文白夹杂的《阿Ｑ正传》一类的小说的。不为什么，我不喜欢而已。

　　多年来漂泊异域，童年和家乡越来越遥远了。于是想到了《朝花夕拾》，反复地咀嚼那韵味隽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据说只有能把回忆文章写到这个样子，方能称大家。那是超一流的文字，还是超一流的情感？

　　《花花公子》创刊人曾不无忧伤地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是沉重的离乡感。我想鲁迅先生能将这种情感写尽说绝，他该是哲人吧？

　　洪宽（飞龙）看重作人的作品，那是人本主义的一首首哀歌。读之恍如进入启蒙时期的法国，可我宁愿将其归入明末小品，都那么空灵，秋水文章不染尘。

　　在黑暗的时代写出人本主义的哀歌，这自是值得后人尊崇的。但在黑暗的时代写出非理性主义的檄文，则要让今人汗颜了！一篇《文化偏至论》，扬言科学发达使人精神低落，（从今天世纪末的情形看，科学最终未必可以给人类带来好运，而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只看看今天满目疮夷的地球就够了。科学令人类对付自然的方法越来越高明，蹂躏自然的速度越来越快。当最后那一刹那到来时，地球依然默默存在，人类却将如恐龙一样再也没有生存的权力。能够看到这一点，本就只有最冷静、最深刻的智者，只看到眼前实利的众生哪里能够理解。――编者按）嗔笑民主是用群狼议会取代一狼独裁，振聋发聩有若尼采叔本华再世。他弃之如遗的，正是人们将他归入旗手的五四大旗：科学和民主！

　　我哪天不经意兴许会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归入魏晋玄学的，他的字迹已然是抄碑得来的功夫，他的文章更充满佛经韵味。隐隐地，幽深，冷峻……

　　如果我能逐期地评论鲁迅和作人的作品，那我要说，二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在作人之上；三十年代，也就是洪宽点到的抗战前，我觉得作人似乎强于鲁迅。难道是鲁迅先生受到了瞿秋白的政治影响而偏激了？我想是。


超　人　的　鲁　迅

·方舟子·


　　毛泽东毕生推崇鲁迅，起初自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到了晚年，我看就有些诚心诚意了。他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难怪临死前的毛泽东，双眼已几乎失明，却还在用放大镜阅读那套人民出版社专门为他印刷的大字版《鲁迅全集》；这位在林彪进贡的“四个伟大”称号中只承认“伟大的导师”这顶帽子的一代枭雄，！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雄文四卷”与《鲁迅全集》相比是显得多么渺小，而且会人亡书废，不可能传之久远呢？在网上发言，可以毫无顾忌，读来多么畅快。这才是真正个性化的真正表白。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

。但是，自从一九八一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所谓“鲁迅的主要贡献就是几篇小说”的说法，不过是无知者的狂言而已。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国学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一九零七年，嚎兄最近提到的，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予拿破仑之战将云。”他所反对的，是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芸芸众生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知精神为何物：“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而他所反对的“众数”，确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变之后，认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历史的潮流，“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当时，也已是百病丛生，“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使个性被扼杀，必然导至“全体沦于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况国民愚昧之中国？其结果，不过是以“千万无赖之尤”代替“一独夫”，“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当时力主“众数”的“所谓识时之彦”，鲁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惠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

《杂论鲁迅的文章(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