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鲁迅的文章
题的问题，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而成了先生最难回答的了。我们知道，先生前半生对日本帝国主义训斥有加，直到抗战爆发的前夜，也没有停止对侵略者的呵叱与揭露。但由于出任伪职而不被中国人所原谅。
飞龙不禁好奇，假如周作人生就一个日本人，娶日本姑娘安家过日子，但对中国文化却有独到、深刻的认识并做出重大贡献，只是在日本侵华时被迫来中国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官员。中国人民会怎样看待他人呢？怎样对待他的学问呢？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离先生辞世还有一年余，也可能是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霭尚未刮到他的身边，先生的精神特别好，给我们留下一首风趣的辘轳体打油诗：
春风狂似虎
似虎不吃人
吃人也无法
无法管风神
先生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于１９７２年在香港刊行，叙事详备，冠同辈文豪之首。唯事涉个人情感、风月之事则轻描淡写，缺乏法儒卢梭之胆量。此桂冠只好留给另一个性学家张竞生了。先生自认是个性学家，熟读性学经典，晚年却患前列腺肿瘤而不治，未知可是冥冥中的劫数？
周作人先生在２４岁那年与日本的羽太信子小姐结婚，过了五十三年，直到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信子病逝在北大医院，可谓成功的婚姻。
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的后裔全部移居日本。
周 作 人 ＡＢＣ
·飞 龙·
（Ａ） 周作人是个性学家吗？
周作人好比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一生谈论过的话题太多，他读的书也非常多。这样後人对他的评价则往往会限于评论者的胆识与知识面，免不了会有管中窥豹之嫌。所幸他死得
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之前）介绍性学家蔼理斯著作学说的，除了周作人，还有早年（１９２６年）的张竞生，以及后来“新月派”的潘光旦先生。潘在４０年代翻译的书，到六·四前在中国大陆重印，仍造成轰动，因为蔼理斯这个名字及他所代表的性知识在中国有半个世纪的空白。
弗洛伊德在中国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所以说，中国人不能理解周作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Ｂ） “流氓鬼”与“绅士鬼”
周作人自己曾说过，他的心头住著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大意说的是以前者的姿态去破坏旧世界的一切，而以后者的姿态去辅助一个新的未来。
周作人说：“〔这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晓，酗酒，斗欧，辱骂，都不是作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此处“破脚骨”是绍兴方言，大意是流氓阿飞之类。〕做绅士是很累的，尤其是在黑暗的世道。做流氓则要轻松得多。早年周作人、鲁迅都以流氓的姿态成名于世，他们写下的流氓檄文，由于我们的世道并没有根本的改良，所以今天读来仍后脊粱流汗。这是非常不幸的现实。
周作人和鲁迅的根本分歧，大体上说来是在１９２７年左右，那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眼看著要砍流氓们的头了，鲁迅先生只好退缩到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保护伞之下，变本加厉地做起他的流氓鬼，而周作人先生留在北京，和六·四后中国大陆的所有人的心态一样，只好去做他的绅士了棗尽管他还会时不时地借机发发牢骚。
（Ｃ） 呼唤新文字
上一回介绍了周作人自认心头住著流氓和绅士两个鬼，其实类似的比方还有“叛徒和隐士”，如他在１９２７年为《泽泻集》所作的序言中写到：“戈德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说，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踌躇地将它们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新文学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他的成名小说集《沉沦》刚在中国刊行之时，因其露骨的性描写而遭到舆论界的一片非议。正是周作人本著美国作家莫台耳（Mordell ）在《文学里的色情》里所论，指出《沉沦》“属于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为了旗帜鲜明地捍卫他的“人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说道：“我临末要郑重地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 ），而非一般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莱尔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
他同时指出另一本日本留学生作品《留东外史》与《九尾龟》是一类货色，根本不是人的文学，不是他所呼唤的新文学。
（Ｄ） 与陈独秀争个人思想自由
话说当时周陈争宗教与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今天看来当然是陈错周对，但在当时却要复杂得多。掌权后的共产党将“五四新文化”肆意曲解成伟大战士鲁迅领导的运动，稍读点史书的人都不免付之一笑。
陈独秀说到底是个革命家、政治活动家。苏晓康说他死到临头才终于明白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此是后话。周作人说到底是个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提倡人本主义、常识主义①、提倡“人的文学”与宽容，等等。
据日本人尾崎文昭②的研究，他们二人曾经因为基督教问题而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公开论战。时间：１９２２年。
事情从陈独秀参加领导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说起。尾崎文昭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这个大同盟运动，有共产主义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而周作人敏锐地觉察到，封建思想或野蛮的原始思想，会改头换面地“重来”到共产主义主义运动之中，“重来”到共产主义主义旗帜下和他的大众之中，以多数的力量来论是非，来压迫个人。而这是不能忍受的。
於是，周作人领衔发表“五教授宣言”（周、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反对这场运动以群众的压力干涉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陈独秀起而反击，强调基督教之反科学以及教会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并指责五教授乃是“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更有随声附和者大骂周作人等是“资产阶级强盗的奴才”、“军阀政客有力的狗”等等。
“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所发布的宣言有“铲除恶魔，务期净尽”等语，周作人认为，这些声讨“口气太旧”，太威严，有恐怖感、压迫感。周作人声明，他们反对的就是这种威压、恫吓的态度，他们不是要拥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他们反对的是依恃强大势力（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及德国的纳粹疯狂纯种主义等）来压迫持有某种信仰的人。周作人说道③：
“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仅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且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现在这个担心已被证实了，不幸的事态已经开始了……如果失去思想自由的保障，即使侥幸不在这回被除减之列，却不知何时还要轮到自己头上。”
周作人的这些话，无一不在共产党的中国应验。
尾崎文昭的结论是：在论战中陈独秀一方总是一贯以政治问题来对待，周作人一方则总是以思想问 《杂论鲁迅的文章(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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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不禁好奇，假如周作人生就一个日本人，娶日本姑娘安家过日子，但对中国文化却有独到、深刻的认识并做出重大贡献，只是在日本侵华时被迫来中国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官员。中国人民会怎样看待他人呢？怎样对待他的学问呢？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离先生辞世还有一年余，也可能是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霭尚未刮到他的身边，先生的精神特别好，给我们留下一首风趣的辘轳体打油诗：
春风狂似虎
似虎不吃人
吃人也无法
无法管风神
先生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于１９７２年在香港刊行，叙事详备，冠同辈文豪之首。唯事涉个人情感、风月之事则轻描淡写，缺乏法儒卢梭之胆量。此桂冠只好留给另一个性学家张竞生了。先生自认是个性学家，熟读性学经典，晚年却患前列腺肿瘤而不治，未知可是冥冥中的劫数？
周作人先生在２４岁那年与日本的羽太信子小姐结婚，过了五十三年，直到１９６２年４月８日信子病逝在北大医院，可谓成功的婚姻。
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的后裔全部移居日本。
周 作 人 ＡＢＣ
·飞 龙·
（Ａ） 周作人是个性学家吗？
周作人好比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一生谈论过的话题太多，他读的书也非常多。这样後人对他的评价则往往会限于评论者的胆识与知识面，免不了会有管中窥豹之嫌。所幸他死得
很从容，再加上他有个毛病，总喜欢唠唠叨叨地自说自话。下面一段话是周作人在１９３４年写给陶明志的，好象还印在了陶书《周作人评传》的扉页上，并且是用的大号字：“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我最有影响的是英国蔼理斯的著作棗以上在民国十九年为《燕大月刊》所写。现在可以加添一句，如不懂弗洛伊德的儿童心理，批评我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致陶明志，１９３４年）
在中国（１９４９年之前）介绍性学家蔼理斯著作学说的，除了周作人，还有早年（１９２６年）的张竞生，以及后来“新月派”的潘光旦先生。潘在４０年代翻译的书，到六·四前在中国大陆重印，仍造成轰动，因为蔼理斯这个名字及他所代表的性知识在中国有半个世纪的空白。
弗洛伊德在中国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所以说，中国人不能理解周作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Ｂ） “流氓鬼”与“绅士鬼”
周作人自己曾说过，他的心头住著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大意说的是以前者的姿态去破坏旧世界的一切，而以后者的姿态去辅助一个新的未来。
周作人说：“〔这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晓，酗酒，斗欧，辱骂，都不是作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此处“破脚骨”是绍兴方言，大意是流氓阿飞之类。〕做绅士是很累的，尤其是在黑暗的世道。做流氓则要轻松得多。早年周作人、鲁迅都以流氓的姿态成名于世，他们写下的流氓檄文，由于我们的世道并没有根本的改良，所以今天读来仍后脊粱流汗。这是非常不幸的现实。
周作人和鲁迅的根本分歧，大体上说来是在１９２７年左右，那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眼看著要砍流氓们的头了，鲁迅先生只好退缩到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保护伞之下，变本加厉地做起他的流氓鬼，而周作人先生留在北京，和六·四后中国大陆的所有人的心态一样，只好去做他的绅士了棗尽管他还会时不时地借机发发牢骚。
（Ｃ） 呼唤新文字
上一回介绍了周作人自认心头住著流氓和绅士两个鬼，其实类似的比方还有“叛徒和隐士”，如他在１９２７年为《泽泻集》所作的序言中写到：“戈德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说，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踌躇地将它们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新文学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他的成名小说集《沉沦》刚在中国刊行之时，因其露骨的性描写而遭到舆论界的一片非议。正是周作人本著美国作家莫台耳（Mordell ）在《文学里的色情》里所论，指出《沉沦》“属于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为了旗帜鲜明地捍卫他的“人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说道：“我临末要郑重地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 ），而非一般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莱尔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
他同时指出另一本日本留学生作品《留东外史》与《九尾龟》是一类货色，根本不是人的文学，不是他所呼唤的新文学。
（Ｄ） 与陈独秀争个人思想自由
话说当时周陈争宗教与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今天看来当然是陈错周对，但在当时却要复杂得多。掌权后的共产党将“五四新文化”肆意曲解成伟大战士鲁迅领导的运动，稍读点史书的人都不免付之一笑。
陈独秀说到底是个革命家、政治活动家。苏晓康说他死到临头才终于明白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此是后话。周作人说到底是个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提倡人本主义、常识主义①、提倡“人的文学”与宽容，等等。
据日本人尾崎文昭②的研究，他们二人曾经因为基督教问题而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公开论战。时间：１９２２年。
事情从陈独秀参加领导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说起。尾崎文昭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这个大同盟运动，有共产主义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而周作人敏锐地觉察到，封建思想或野蛮的原始思想，会改头换面地“重来”到共产主义主义运动之中，“重来”到共产主义主义旗帜下和他的大众之中，以多数的力量来论是非，来压迫个人。而这是不能忍受的。
於是，周作人领衔发表“五教授宣言”（周、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反对这场运动以群众的压力干涉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陈独秀起而反击，强调基督教之反科学以及教会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并指责五教授乃是“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更有随声附和者大骂周作人等是“资产阶级强盗的奴才”、“军阀政客有力的狗”等等。
“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所发布的宣言有“铲除恶魔，务期净尽”等语，周作人认为，这些声讨“口气太旧”，太威严，有恐怖感、压迫感。周作人声明，他们反对的就是这种威压、恫吓的态度，他们不是要拥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他们反对的是依恃强大势力（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及德国的纳粹疯狂纯种主义等）来压迫持有某种信仰的人。周作人说道③：
“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仅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且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现在这个担心已被证实了，不幸的事态已经开始了……如果失去思想自由的保障，即使侥幸不在这回被除减之列，却不知何时还要轮到自己头上。”
周作人的这些话，无一不在共产党的中国应验。
尾崎文昭的结论是：在论战中陈独秀一方总是一贯以政治问题来对待，周作人一方则总是以思想问 《杂论鲁迅的文章(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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