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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论鲁迅的文章


(一) 小说家与判断力:高手的败笔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章都读过几篇,两人的共同点是深有国学渊源。从小说来看,鲁迅远比周作人更令我心折。鲁迅的小说通常立意深刻,布局严谨而笔墨凝练。两年前因为跟同事办读书会,将《阿Q正传》又读了一遍,感觉是他老的水平远远超过同代的任何人。就是在今天,中国作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之后,仍然没有能写出跟正传比肩作品的。我认为它的成功不在常说的刻划了“国民性”,而在成功地刻划了一种人类共同的心理现象。这篇小说不仅有思想力度,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相当成熟。我认为鲁迅以后的小说也没有超过这篇的。

  相比之下,我读过的周作人的小说?则多无足观。不在语言或情节,而在立意过于平庸。

  周作人大约是玩学问的,他的文章多考证,少激情,老兄似乎应该去读一下周作人早期的作品。功力见于平淡之中。而鲁迅是神情生动的人物,他把激情和国学功力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几年前六·四发生后,和几位朋友杯酒相聚,一时兴起,把那篇“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翻出来,读一句,叹一句,这样的文字,揭示统治者残忍的一面,过去,现在,将来,大约是永远不须改动的。  学鲁迅的作家不在少数,不是没有他的国学,就是没有他的激情,最主要的是没有他思维的力度。我看过几篇胡风和聂绀弩,跟鲁迅多少有点形似,可以明白地看出在学,但是相去何以道里计。李白、苏东坡、鲁迅这样的才致,大约是永远学不来的。至于周家兄弟在历史上的高下,各人喜好不同,我得投鲁迅一票。

  鲁迅的自信力很强,我唯一读到他落败的文字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那篇文章中他的对手是梁实秋,梁说他译的苏联文学是“硬译”,确实很客观。我也曾读过鲁迅译的那篇小说,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讥笑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用手指加以指点,大概算是很厚道的了。鲁则大怒,说真正会看地图的人,并不须用手指点的。话说到此,胜负已分。我推想若不是鲁迅那时身体不好,梁是占不了这个上风去的。

  一作品如一华厦,翻译了或者从洋房变成中式瓦房,但总是一房子。如果成了一片残砖断瓦,则不免凄凉之慨。鲁迅先生译的苏联革命文学,读之便有此意。以先生文笔,本应多写几篇传世的杂文,我不解先生何苦为他人作嫁,去弄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译。

  我说鲁迅先生如果身体好,梁占不了便宜去。并不是说先生在理,只是觉得先生那篇文章精神有不足的样子,仿佛生了病。假如没病,则或推枰认负,或继续收官,至少不会输了风度。先生是场面上的人,这种初段的判断力不是没有,不过因病而临场发挥不好罢了。

  我这可是个人感觉,有很多人也认为鲁迅的那篇是上乘佳作的。

         (二) 生物能与征服力:巧妙的文化

  把鲁迅放在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看。

  我这么想,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没关系,体系和主张是不是周延,或者矛盾不矛盾也不要紧,他的《狂人日记》从文字上看甚至歇斯底里,但是这些接触了国外思想的人,似乎都有点狂劲,都愿意指点一下:外国如何如何,咱们也得这么练!这里头偏激幼稚都是免不了的。但他的思想走向很明确:世界弱肉强食,我们得走进化之路。在许多的时髦青年的呐喊声中,不免有嗓音特嘹亮的几位,以高亢的调子领导新潮流,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思想上的吾尔开希。要干扰稳定的系统,这样的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写得非常有趣,而且中肯。但这一类比却相差未免悬殊。

  东西文化交手一个回合,西方在中国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毛泽东。表面上看,此役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中国文化的巨大质量使得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实质上,毛泽东还是典型的皇帝。这一回合干到现在仍不知鹿死谁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交锋可以导致进步。比如鲁迅,在为西人打前锋的同时,又写出许多具有纯粹中国文化价值的东西,同时丰富和巩固了中国文化。这也体现中国文化的魔术般的包容力,不能被形式逻辑所解释的。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西方文化富于侵略性,是阳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富于包容性,是阴性的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种生物能,使它表现出巧妙的行为。

  小平、恩来、中正、泽东,当年都是鲁迅一样的偏激分子,跟吾尔、柴玲他们差不多的。他们老了,走向反面,从革命党变成西太后,他们实际上都是强大而有魔力的中国文化的祭品。做为东方的叛逆,他们来自西方的阵营,却被东方巧妙地化解而收为己用。这个结果令西方瞠目结舌。也应当令我们深思一回吧。

  做为题外话,再提汉奸问题。帮助外人征服国人叫汉奸,帮助外来思想征服中国思想的人又叫个甚么呢?比如毛泽东,老说要破四旧,用德人和俄人的思想来侵略咱们的思想,许多人却说他是民族英雄。也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那么鲁迅、毛泽东这些窃火窃思想的自然得王了。这是一种无可再巧妙的策略或是带有机性的做法:想想吧:你征服了我,我却使你成为我的一部分!上帝不造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你总不能自己再灭自己吧?毛泽东试过这么做,以惨败而告终了。

  中国文化啊,多么包容,多么奇妙,多么有力量的逻辑啊。


 

鲁 迅 和 思 想 家

·散宜生·

(一)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鲁爷的解决办法是读外国书、做欧洲人,被人骂“卖国贼”而不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人都是以体用、本末这些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来分析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洋务派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文化只是博大精深的帝国文化的一个讲究奇技淫巧的末端;鲁爷则走到了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极。想到鲁爷多次抨击过的洋务派论调的变种棗“我们有精神文明,西方只有物质文明”棗至今仍是北京政府的爱国基调,怎不令人对鲁爷陡生敬意。但是,鲁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有偏颇之嫌。

  愚意以为,称得上思想家的、对这问题作出合理回应的只有一个棗0.7冯友兰、0.3毛泽东。冯友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批判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入手,在全面的比较中,指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不同“殊相”,中国文化自有它本身的价值,并进而构建他的“新理学”。毛泽东虽说学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他也达到了相当的结论:老毛把定义上就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划分为“特殊的本质”和“普遍的本质”,以此证明老大哥的苏维埃和他的井岗山道路,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殊相”,具有同等的合理性。更妙的是,这两人几乎在同时达到他们的结论。老毛的《矛盾论》完成于1937年8月,冯友兰的为他的“新理学”勾勒提纲的《哲学与逻辑》,则发表于1937年3月,只早五个月。不过老毛写书是为了党内斗王明,斗完了就不想这个问题,而且据说还有版权之争。看在他当代影响大的份上,马马虎虎,给三分功劳。后世的人,大概还不会像我这样慷慨。

  鲁爷与思想家的关系,大约就相当于他的老乡陆游与南宋道学家的关系。谁的书有人读?当然是陆游的,他的“王师底定台湾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至今还令很多大陆人一读一眶泪。但是要说思想,您老回

绍兴老家歇着去。

                (二)

  上次我说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否能对这问题作出合理的回应,可以作为界定思想家的一个标准。这和是否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没有关系,这里要考查的是思想的深度。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关键就看谁说得深刻。

  鲁迅在这问题上说过不少话,影响也大,可惜在大陆常常被人曲解。“四人帮”倒台后,为了给对外开放作舆论准备,大陆报纸上很登过一阵鲁爷的“拿来主义”,把鲁爷说得像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国外新异科技的洋务派。其实,鲁爷的“拿来主义”,结合他早年的用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议论,应该属于胡适的“全盘西化”一路。好在“拿来主义”广为人知,且不管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主义”,我们还是

《杂论鲁迅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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