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
进而产生某种共识，可用更清楚而具批判力的观点去解构或重组社会现象。
专业知识的形象投射及其当下发现并组织社会共同经验的才能，乃是成功的副刊作者及文化研究者必备的条件，否则他（或她）只能打游击战，很快便被阅读大众所遗忘，或者不断以笔名、化名进行非主流（所谓的「边缘」）战斗。事实上，有不少学院或半学院人士常以笔名写较不具专业性质的文章，以歇斯底里或不太正经的方式，调戏一下国家机器、玩弄两性关系，但是又会以真名（并加上学院头衔）谈较正式的议题。这种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的互通及彼此疆界的交混或重新建立乃是副刊作家多元面目（personae）的一个要点，藉此形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制造出对方渴求知识、社会参与之欲望（the desire to desire），同时满足了作者的想象式社会参与，假设他人的热情阅读，并以镜映的自我凝视、跨出学院的藩篱，与群众站在同一阵线。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者虽打破高、低或正典与通俗文化之分，他们在副刊上的论述却投射出学院的权威，一方面与现时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则依赖既有的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之分野，巩固并复制了学院论述的效验（参考Bourdieu, et al.）。个中的原因是其行文所采用的术语、参考架构往往来自欧美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理论，透过这些被拨用或「跨国本土化」（translocalized）的词汇与观点，本地的某些共同经验及其隐而不彰的层面才得以被人发现、阐明、修正或改革；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欧美文化理论一但发挥其说服力与诠释社群的权威之后，却往往被学者视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霸权，作者于拨用「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形成的第三世界理论）之观点后，立刻采取后殖民的立场；或者是以跨国本土化的矛盾策略，将欧美文化理论拿来运用并加以转化，一如本地的肯德基鸡块是美国的架构放入土鸡身上，或可口可乐在本地以美商处方复制一般。
不管是采取后殖民或跨国本土的修辞与批评策略，双语知识分子常表达出既依赖但又力求独立的情节，这种情节又因为台湾人仍重视教授专业，以致于引发了另一种情节：学者既渴望社会参与，又试图维持其学术论述的地位，或者换另一种观点来说，读者渴望透过阅读专业的文化评论，能产生大众知识、组织共同经验，但又敬重学术权威，要求学院论述坚持其发言位置。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结，副刊上的文化评论虽揭橥公众事物（publicness）但却同时投射出操纵众人的公共名理（publicity），因此尽管在表面上触及国族、文化、社会、族群、性别认同及其价值的改造，实际上这种副刊上的批判文字只构成「产业化的公共场域」或「被操纵的文学公共场域」，随着读者个人的需要及其阅读习惯而被消费，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行动或政治集体意识。在有线电视发达的时期，观众可自由选择、参与，而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会如雨后春笋，在这个时期崛起．可能是得从观众消费去了解，而不是纯从文化评论的生产去分析、领会。
瓦纳（Michael Warner）与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们论及公共领域与文学阅读社群的关系中，均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来自非常重要的修辞与伦理上的「无我」或「大公无私」精神，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有文学舆论园地，并未必能产生公共领域与道德意识。只有在某些社会、宗教、文化脉络之中，透过文学创作与其阅读活动所缔建的抽象、超现实利益之共识，才能形成泰勒所谓的「形上议题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s）与其自由、开启、无我的公开讨论。在这种文学公共领域里，作者的「我」变成没人格、去利益的大我，因此是脱离个人、不致操纵他人的「非我」。就目前台湾新兴文化评论的社会关怀而言，其现实批判的意味似乎强过公开讨论与形成共识的作用，尤其在行文中所广泛引用的批评词汇刻意吸引某一类型的读者（而非大众）造成了区分（distinctions）的社会文化心理，反而更难达成共识，发挥文学的公共领域作用。
我并不想贬低副刊上文化评论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但是观察阶级与族群的疆界消除，次文化及消费行为的普及，乃至旧有台湾意识形态的余留成份等现象，也许我们对文化研究此一学院论述在副刊上的发展及其潜能不宜过于天真，反而应采用文化研究本身的历史观，清理出副刊作者与读者的生活脉络，看他们如何与当代台湾的大众媒体、公众文化（public culture）彼此交织、牵扯，并且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去了解社会文本如何被重新译码，并透过复杂的生产、行销机制被大众所消费。面对台湾逐渐形成的投票行为及威权式民意主义，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也许只能像傅柯所说得不断凸显他人与本身的冲突、矛盾，藉此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及改革的可能性。
注释
1. 有关「实践批评」的概念，请见参考用书中 Foucault。本文基本上是用 Habermas 及 Negt and Kluge 有关公共领域及消费的论点。至于 translocalization，则请见 Dirlik 及 Rob Wilson 正付印的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Duke UP) 前。
2. 文化研
3. 据《当代》主编金恒炜先生说〈民意论坛〉是《联合报》因应台湾教授协会的退报运动而新辟的版面，其效果彰着，因此报社之广告以此一版面为其特色。见〈台湾新闻与大众媒体〉，发表于《回顾现代文学想象》国际研讨会，五月十六至三十，一九九四年。
引用书目
Appadurai, Arjun. "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u2; Public Culture 2, 2 (1990). Rpt.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Ed. Bruce Robbin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269-95.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20, 2 (1994): 328-56.
During, Simon,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Foucault, Michel. "Practicing Criticism."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 Lawrence D. Kritzma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152-56.
Grossberg, Lawrence, et al.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Habermas, 《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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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的形象投射及其当下发现并组织社会共同经验的才能，乃是成功的副刊作者及文化研究者必备的条件，否则他（或她）只能打游击战，很快便被阅读大众所遗忘，或者不断以笔名、化名进行非主流（所谓的「边缘」）战斗。事实上，有不少学院或半学院人士常以笔名写较不具专业性质的文章，以歇斯底里或不太正经的方式，调戏一下国家机器、玩弄两性关系，但是又会以真名（并加上学院头衔）谈较正式的议题。这种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的互通及彼此疆界的交混或重新建立乃是副刊作家多元面目（personae）的一个要点，藉此形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制造出对方渴求知识、社会参与之欲望（the desire to desire），同时满足了作者的想象式社会参与，假设他人的热情阅读，并以镜映的自我凝视、跨出学院的藩篱，与群众站在同一阵线。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者虽打破高、低或正典与通俗文化之分，他们在副刊上的论述却投射出学院的权威，一方面与现时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则依赖既有的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之分野，巩固并复制了学院论述的效验（参考Bourdieu, et al.）。个中的原因是其行文所采用的术语、参考架构往往来自欧美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理论，透过这些被拨用或「跨国本土化」（translocalized）的词汇与观点，本地的某些共同经验及其隐而不彰的层面才得以被人发现、阐明、修正或改革；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欧美文化理论一但发挥其说服力与诠释社群的权威之后，却往往被学者视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霸权，作者于拨用「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形成的第三世界理论）之观点后，立刻采取后殖民的立场；或者是以跨国本土化的矛盾策略，将欧美文化理论拿来运用并加以转化，一如本地的肯德基鸡块是美国的架构放入土鸡身上，或可口可乐在本地以美商处方复制一般。
不管是采取后殖民或跨国本土的修辞与批评策略，双语知识分子常表达出既依赖但又力求独立的情节，这种情节又因为台湾人仍重视教授专业，以致于引发了另一种情节：学者既渴望社会参与，又试图维持其学术论述的地位，或者换另一种观点来说，读者渴望透过阅读专业的文化评论，能产生大众知识、组织共同经验，但又敬重学术权威，要求学院论述坚持其发言位置。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结，副刊上的文化评论虽揭橥公众事物（publicness）但却同时投射出操纵众人的公共名理（publicity），因此尽管在表面上触及国族、文化、社会、族群、性别认同及其价值的改造，实际上这种副刊上的批判文字只构成「产业化的公共场域」或「被操纵的文学公共场域」，随着读者个人的需要及其阅读习惯而被消费，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行动或政治集体意识。在有线电视发达的时期，观众可自由选择、参与，而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会如雨后春笋，在这个时期崛起．可能是得从观众消费去了解，而不是纯从文化评论的生产去分析、领会。
瓦纳（Michael Warner）与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们论及公共领域与文学阅读社群的关系中，均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来自非常重要的修辞与伦理上的「无我」或「大公无私」精神，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有文学舆论园地，并未必能产生公共领域与道德意识。只有在某些社会、宗教、文化脉络之中，透过文学创作与其阅读活动所缔建的抽象、超现实利益之共识，才能形成泰勒所谓的「形上议题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s）与其自由、开启、无我的公开讨论。在这种文学公共领域里，作者的「我」变成没人格、去利益的大我，因此是脱离个人、不致操纵他人的「非我」。就目前台湾新兴文化评论的社会关怀而言，其现实批判的意味似乎强过公开讨论与形成共识的作用，尤其在行文中所广泛引用的批评词汇刻意吸引某一类型的读者（而非大众）造成了区分（distinctions）的社会文化心理，反而更难达成共识，发挥文学的公共领域作用。
我并不想贬低副刊上文化评论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但是观察阶级与族群的疆界消除，次文化及消费行为的普及，乃至旧有台湾意识形态的余留成份等现象，也许我们对文化研究此一学院论述在副刊上的发展及其潜能不宜过于天真，反而应采用文化研究本身的历史观，清理出副刊作者与读者的生活脉络，看他们如何与当代台湾的大众媒体、公众文化（public culture）彼此交织、牵扯，并且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去了解社会文本如何被重新译码，并透过复杂的生产、行销机制被大众所消费。面对台湾逐渐形成的投票行为及威权式民意主义，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也许只能像傅柯所说得不断凸显他人与本身的冲突、矛盾，藉此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及改革的可能性。
注释
1. 有关「实践批评」的概念，请见参考用书中 Foucault。本文基本上是用 Habermas 及 Negt and Kluge 有关公共领域及消费的论点。至于 translocalization，则请见 Dirlik 及 Rob Wilson 正付印的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Duke UP) 前。
2. 文化研
究之崛起，往往被认为是法国学运、英美社会运动、德国劳工运动失利之后，学者以「霸权」针对而且取代了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被诟病为「政治上无伤大雅」或「政治上最安全」的纸上批判。这种见解相当流行，可见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UP, 1992）的编者导言。放在副刊的脉络中，文化研究的作用得与「副」刊的附属地位及其长期以来提倡非政治性的文学创作此一历史效验相互对照。许多副刊中的文化研究者也参与社会运动，但是他们的运动方式与劳工、妇女、学生的方式是有显著的差异。有关他们的领导霸权地位，曾有不少学生或更年青的学生在副刊上发表批评意见。
3. 据《当代》主编金恒炜先生说〈民意论坛〉是《联合报》因应台湾教授协会的退报运动而新辟的版面，其效果彰着，因此报社之广告以此一版面为其特色。见〈台湾新闻与大众媒体〉，发表于《回顾现代文学想象》国际研讨会，五月十六至三十，一九九四年。
引用书目
Appadurai, Arjun. "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u2; Public Culture 2, 2 (1990). Rpt.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Ed. Bruce Robbin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269-95.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20, 2 (1994): 328-56.
During, Simon,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Foucault, Michel. "Practicing Criticism."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 Lawrence D. Kritzma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152-56.
Grossberg, Lawrence, et al.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Habermas, 《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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