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误

——“随心所欲，不逾矩”不是自由主义

因为人性的原因，人类组成的社会总要有最高权力。起源于维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最高的斗争形式和最大的斗争成果，就是限制最高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即使政府再完善，领袖再英明，业绩再伟大，自由主义批判的锋芒也只会水涨船高，更加尖锐和严厉，总在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日进步，永远进步，而不会高奏凯歌，班师回朝。最典型的例子是丘吉尔。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打败纳粹德国，挽救了英国，挽救了世界，功不可谓不高，才不可谓不大，然而就在胜利的前夕，英国人却用选票请他下台。英国人宁肯下一届再请出自己的英雄，表达自己崇高的敬意，这一次非要教训他一下不可，让他不能忘乎所以：他不过是英国的伟大儿子，而不是英国的救世主。再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美国。因为战争，美国人破天荒让罗斯福连干四届总统。罗斯福不辱使命，领导美国人民打败希特勒德国，打败军国主义日本，保卫了美国，保卫了世界，功不可谓不高，才不可谓不大。然而，他死以后，美国人即通过宪法22号修正案，立法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像华盛顿那样连任两届，不能更长。不是罗斯福给美国人造成了什么威胁，也不是美国人不感谢英雄的贡献，而是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人性中的恶不能不保持警觉。正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批判传统，这种自由主义对最高权力制约的自觉，不住声的呼喊危机，无休止的抗议示威，保证了英国美国长期的稳定，繁荣和发展。

以自由主义者自居，并喜欢被称为思想家的李敖，在清华大学演讲，称现在的中国大陆是唐汉以来的盛世，除了显示他视野狭窄，只看到眼前的北京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没有见到学校倒塌的危房，校外失学的儿童；只知道过去有卖孩子的穷人，没有裤子穿的姑娘，不知道现在还有在工厂中煤窑里流血流汗的童工，因负担不起学费而自杀的家长外，还暴露出他对自由主义的隔膜：自由主义对国家是批判派，不是歌德派。自由主义信奉的是，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步认识世界，因而人认识到的世界（包括人自己）必然是片面的，表面的，只能是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所以人犯错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只有人人有权力进行批判，才有可能避免错误发展，避免错误发展成灾难。因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批判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歌德派歌颂成功,等于停格在人认识到的部分真理上，把流水不腐的认识过程凝固化为这一结晶点，把这一点局部有限的认识扩大化为绝对真理。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歌德违背人性，无益于认识的发展，因而是不可取的。

今日而论，不要说大陆现在还有几千万没有脱贫的人，还有严重的三农问题，还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根本不是盛世，即使真的达到了唐太宗治下的太平盛世，“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四月戊戌，西北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也不足为训。不是不到百年，他的重孙子不是就一手酿成“安史之乱”，断送了盛唐之盛么？所以，面对成绩是歌功颂德重要呢，还是批判事弊必要呢？这是个问题。唐太宗深知歌德之害，他用来教育儿子的就是揭露自己的过失。“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专制大弊，即在统治者行使权力不受制约，容易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歌颂盛世，只能加重这个问题。为了愚民，不能不颂扬盛世；为了基业，不能不自暴其丑；这是专制统治永远解不开，绕不过的悖论。唐太宗反躬自省，抓住要害，洵为不易，再进一步，想到限制君主的权力，中国历史将会翻开新的一页。惜乎汉以后,再没有劝皇帝引疚下台的儒生；专制者可以纳谏自责，下罪己诏，但绝不允许有高于自己的监督权力，不遵从自己意志的制度，不会自己跨出专制制度。前辈跳了一千年的障碍，李世民也没有跳过去，不知求制度改进，限制君权，而是依然寄希望于统治者个人的修养与警觉。最成问题的是唐朝太宗皇帝一千多年以后，中国人，尤其是文化大师，还在讴歌专制盛世，讴歌不盛的专制盛世，连专制皇帝的觉悟都没有。这时候缺的不仅是自由主义，连传统的孔孟之道都没有了。

为什么在欧洲，在北美，在大洋洲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自由主义，到了中国这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就失灵了呢？从李敖和他导师胡适先生身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胡适是中国学习自由主义的旗手，他为传播自由主义奔波一生，收效甚微，证据就是台湾刚刚跨入自由民主的新时代，大陆仍然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他的理念并不错，一个伟大的国家是由自由的人而不是奴隶组成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奴隶变成自由的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纲领》说，“这些公民自由的规范，是不可能以抽象原则或法律保障加以实现的。经济和政治权是主张和维护所有‘权利’所必需的。在任何矛盾冲突的双方，掌握经济政治大权的一方，是不会出让这些权利的，除非它迫于对方势力”。胡适和中国自由主义者之失，就在于仰仗政府，坐而论道，自己没有迫使剥夺中国人自由的专制势力让步屈服的“势力”，也没有组成这种“势力”的方法，自由不能影响中国的生活，自由理念也就不能在广大中国人心中生根。虽说“哪怕仅以个人或微弱少数人的言行来宣扬舆论自由原则，也能促使这些权利获得认可”在美国行得通，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则难以达到，自由不仅不被“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一方”“认可”，也不被没有“政治经济大权”，没有自由的一方“认可”。自由只能成为自由者的专利。所以，胡适劝蒋介石，劝毛泽东，都没有效果。后来蒋经国在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也不是自由主义宣扬的结果，而是“迫于对方势力”——迫于大陆执政党势力——的结果。为了自保，蒋经国只能以民主对抗专制。

跟胡适无力实现自由主义不同，李敖的失败在于误解了自由主义。台湾民主化，李敖骂台湾是假民主，批判得体无完肤；大陆一党专制，李敖颂为盛世，由衷赞美国家强大。这样矛盾的现象集中在李敖身上，表明李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不是别的，不过是夫子自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不是人，而是国家。“以人为矩”，就是“以人为万物的尺度”。“无论人的行为是对自己的或是对其他有理性者的，在他的一切行为上，总要把人认为目的”。因此，“一个人就是人类”。胡适的自由主义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人，可惜不得其法，难结正果。李敖的自由主义追求的是自己的解放，语惊四座，放笔直干，中国人之为人，起码是中国大陆人之为人，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以国为矩”。拿国家做衡量事物的标准，一切为了国家，国家就是一切。甚至于国家把国人作为奴隶，只要国家强大，也无所不可。这种跟国家主义为伍的自由主义，到头来只能沦为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历史教训已多，今日不过再添一例。所以，敢说，敢骂，敢爱，敢恨，“随心所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并不是自由主义，“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为了中国人成为自由的人，特别是为了大陆中国人成为自由的人，敢说，敢骂，敢爱，敢恨，“随心所欲”，“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才是自由主义。李敖胜利了，自由主义失败了，值得国人深思。

所以，中国自由主义的着力点，不仅应在言，还应重在行，重在于让专制统治者“迫于对方势力”，对公民自由让步，对民主诉求让步，代表人物应该是战胜萨斯的蒋彦勇们，为惨死的孙志刚呼吁奋争而终使收容制废除的网民们，呼吁三农问题的李昌平们，宣传自由民主理念的秦晖们，要求乡村选举权的太石村村民们，千千万万维权的失地农民们，讨薪民工们，下岗工人们，不能寄希望于“英雄”，更不能寄希望于“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