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不过是一枝笔

　DV运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谈论，这个还处于青春发育期的事物，已经被赋予太多的文化意义。我们这个急速运转的社会，总是迫不急待的寻找并歌颂一切新鲜的东西，总是要把它上升为一场颠覆性的革命，甚至为此献上了无数“新”或者“后”的限定，比如“新生代作家”、“新状态写作”、“新纪录片运动”、“新诗歌”“后文学时代”，美学特征的模糊使得评论家们只能借助于时间概念来描述，更为典型的例子是一些文学杂志在推出“70年代作家”、“80年代作家”“少女作家”“中学生作家”之后，又把苏童、叶兆言这些作家的孩子的作文拿来吹捧，按照“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反动的血统论，文学已经进入了新老鼠时代。
我非常担心，DV运动也会被无限上纲，变成所谓“后纪录片运动”。
照我看来，DV不过是一枝笔，价廉物美，如同傻瓜相机，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人人都用得起原子笔，书法或者文学就产生了多么革命性的进步。再往深了说，DV的出现使得影像行为带有更多的游戏色彩，不少人对这种即兴自由具有个人色彩的行为寄予厚望，因为它克服了发表的障碍，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叫，它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神话和权力话语的陷阱。对于这种理论的乌托邦，我同样不以为然，你只要看看网络文学的状况，在超越了出版发表的“话语权力”后，我没有看出它产生了什么杰作，即使那个痞子蔡的作品，也不过尔尔，简陋得一塌糊涂。我很赞同范曾的观点，真正的大师都是艰苦训练的产物，游戏产生不了大师。

所以，我想套用一个东北的黄色笑话说说DV，啥文化不文化的，乐呵乐呵得了呗
在去除了笼罩在DV身上的神话色彩巫魅色彩后，我想说说我们的DV实践。2002年，“凤凰”推出了一个新栏目《DV新世代》，又名“中华青年影像大展”。作为一个商业台，“凤凰”的原则历来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大事，这个节目的运作其实很简单，卖上一些DV机，发动一些大学，再联络一些爱好者，活儿就算基本闹停了。不过，迄今为止，这个栏目仍然是极个别没有广告支持的栏目，我们赔了点钱，当然也赚了点吆喝。
刚推出这个栏目的时候，我非常担心，一是担心一些作者刻意模仿主流媒体，尤其是《生活空间》，本来就糙，再去东施效颦，不砸锅才怪；二又担心对于主流媒体的刻意反动，一竿子把自己插到“地下电影”的路子上，意识形态的压力不说，光是那种模仿出来的千篇一律的边缘感愤青感，就让人受不了。
节目磕磕趴趴的起步了，我的担心全都不幸言中。象广播学院的作品，很多是对《生活空间》的表皮的模仿，即使一个轻松的素材，也要用低沉和缓的配音，仿佛深刻的不得了。而对于“地下电影”的集体自觉的模仿更是明显，很多作者都把镜头对准摇滚乐队，树村那些乐队水平非常低下，明明是追逐时尚，却被作者看成文化反抗与意识形态的颠覆。
初期的作品大都非常粗糙，就象错别字很多文法不畅的作文。一个典型的通病是文字思惟，思想大于内容，一个8分钟的片子，开头片尾各有长长的文字，而且都非常抒情或思辩，我看过一个拍摄彝族人歌舞民俗的片子，作者上来就说，她要在片子中完成对于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思考。还有拍树村摇滚乐队的片子，本来就是一种状态，作者却要提升到人生本原的意义上来思考。一个上海街头印象的片子，风格老套，却被当作现代化中的文化变迁来议论抒情。
所以，我们很快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不得已，我们利用寒假，发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同题征集，由于父母的骨肉亲情，作品风格为之一变，一种真实的原生的生活状态在作品中浮现出来，本栏目也因此柳暗花明。电影导演张元在看完几个片子后说，它对自己的震撼，远远超过张艺谋的同名电影。
当DV作者用朴素的目光去观察自己亲历的生活，DV的价值渐渐浮出海面。那个山东沂蒙山区的女孩子，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父母，“我大大属鼠，我娘胆小如鼠，为了我们三个孩子上大学，他们却干起了杀猪的行当。”镜头在不经意间，展开了日常生活的苦难与温暖。还有一些作品，并不陷于简单的人伦情感，还把镜头对准家庭的裂隙与矛盾，透过撕开的一角，揭示了许多被隐匿的中国家庭的悲哀。
这个活动结束后，我们准备出一本书，叫《中国青年眼中的中国家庭》，把他们家中的一些原始文本如帐单、日记、书信、奖状等一并收入，或许会具有意想不到的社会学价值。
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老话：倾向应该在情节的展开中自然流露出来。所以，我常对我们的作者说，把文化丢在脑后，你越想文化就越没文化，啥文化不文化的，乐呵乐呵得了，只有这样，你才会在零度状态下，轻松的踏上DV之旅。而DV运动的天敌就是装神弄鬼，不讲人话，千万别学

《dv不过是一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