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与初期抗战
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 根据诱敌主力于津浦路的作战方针和施行游击战的作战方法,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从1938年3月开始逐步向第五战区增调部队达64个师,近60万人。此时,日军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急于连贯南北战场,遂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击徐州。司令长官李宗仁抓住有利战机,于1938年3月底在台儿庄向守敌发起攻击,一举歼敌近2万人,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台儿庄战役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惨败之后,便纠集7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翼向徐州地区挺进,摆开了与中国军队决战的架势,妄图聚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从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来看,时非决战之时,地非决战之地,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无把握地决战,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逐次进行了激烈抵抗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命令中国军队主力向西南方向突围。5月下旬,中国军队各部突破敌人重围,抵达豫南、鄂北指定地点集结。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乘势开始了进发武汉的战略攻势。日方认为,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的大半”,“只要占领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 。为此,日军大本营调集了9个师约25万人的兵力,以及各种舰艇120余艘,飞机300余架,直接参加武汉作战。为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蒋介石指出:“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 7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武汉会战战略方针,“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 依据军委会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九战区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在武汉地区进行了4个月之久的防御保卫战。战役绵延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省,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伤亡10万人以上 。在战役战斗中,不仅有节节抵抗的阵地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直到武汉战略地位消失、战略目标实现,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使日本几乎是倾其全力以摧毁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坚守歼敌为上、守土在次的作战原则,虽然失去了武汉,但却实现了原定战略计划,达到了消耗敌军、掩护战略撤退、粉碎日军攻势能力的目标。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武汉的失陷于中国抗战无重大影响,因为“最伟大而又使人兴奋之事,实则中国尚生存;而继续抗战,胜利机会,已经确定”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强大攻势,中日双方力量平衡的局面开始出现,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
通过对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诸大战役的分析考察,不难看出,在中日开战初期,正面战场力图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与日军进行作战。尽管有些战役战斗未能明显地显现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甚至是以顽强的阵地战与日军顶牛,如淞沪会战。但从全局来讲,所谓持久,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打持久,所谓消耗,也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拼消耗,而应视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结局,是由总体战略决定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敌我力量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地、部分地放弃若干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而过去的一些论著在论及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时,往往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6个月内丢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退到西南边陲重庆,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没有什么功绩可言,这完全是着眼于战役战斗本身的结局而得出的结论,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 。这个看法显然更接近于初期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
三、初期抗战的地位与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藉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陆军几乎倾巢出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战争开始后,日本共计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38年7月,又新扩10个师团,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数的94%强,可见,侵华气焰嚣张至极。
日本决心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 ,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1939年10月在对其军官的训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日军“损失重大,实出意外”,“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全国将士陷于不能持久之困境” 。陆相东条英机也供认:日本自“七七”事变以来,死伤数十万人,且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
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频于枯竭。为了弥补对华战争带来的兵力、军费和资源的损耗,除了疯狂地掠夺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占领区外,在国内则大量增兵、征税、发行公债。1938年10月,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要求全国“极力设法节约消费”,“努力确立官兵一体之简素的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 。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了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正如陆相东条英机所讲: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有几百万军队和1亿国民在后方含辛茹苦 。可见,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讲:“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 日军战史研究者井本熊男也认为,在战争初期,日本未能实现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及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主要战略目标,相反,却使自己陷入长期作战的泥坑 。而中国经过16个月的初期抗战,却由平时状态逐渐转入战时状态,基本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持久战。
(二)为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 。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具体负责迁厂的各项事宜。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地进行着。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区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又指向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将武汉地区的工厂继续迁移至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 《南京国民政府与初期抗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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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役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惨败之后,便纠集7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翼向徐州地区挺进,摆开了与中国军队决战的架势,妄图聚歼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地区。从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来看,时非决战之时,地非决战之地,为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无把握地决战,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逐次进行了激烈抵抗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命令中国军队主力向西南方向突围。5月下旬,中国军队各部突破敌人重围,抵达豫南、鄂北指定地点集结。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徐州会战一结束,日军乘势开始了进发武汉的战略攻势。日方认为,通过武汉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的大半”,“只要占领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 。为此,日军大本营调集了9个师约25万人的兵力,以及各种舰艇120余艘,飞机300余架,直接参加武汉作战。为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蒋介石指出:“现在战局的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 7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武汉会战战略方针,“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 依据军委会制定的战略方针,第九战区又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在武汉地区进行了4个月之久的防御保卫战。战役绵延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省,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伤亡10万人以上 。在战役战斗中,不仅有节节抵抗的阵地消耗战,也有主动围歼敌人的进攻战,直到武汉战略地位消失、战略目标实现,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使日本几乎是倾其全力以摧毁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彻底破产,迫使中国屈服的企图化为泡影。中国坚守歼敌为上、守土在次的作战原则,虽然失去了武汉,但却实现了原定战略计划,达到了消耗敌军、掩护战略撤退、粉碎日军攻势能力的目标。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武汉的失陷于中国抗战无重大影响,因为“最伟大而又使人兴奋之事,实则中国尚生存;而继续抗战,胜利机会,已经确定”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强大攻势,中日双方力量平衡的局面开始出现,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
通过对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诸大战役的分析考察,不难看出,在中日开战初期,正面战场力图按照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与日军进行作战。尽管有些战役战斗未能明显地显现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甚至是以顽强的阵地战与日军顶牛,如淞沪会战。但从全局来讲,所谓持久,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打持久,所谓消耗,也并不是要求每战都拼消耗,而应视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恰当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正面战场初期抗战的结局,是由总体战略决定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敌我力量的转变表现为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尽可能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内地、向后方撤退,暂时地、部分地放弃若干国土,换取时间、积聚力量,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个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而过去的一些论著在论及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时,往往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6个月内丢失了半壁河山,南京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退到西南边陲重庆,是一派“大溃退”的局面,没有什么功绩可言,这完全是着眼于战役战斗本身的结局而得出的结论,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日军战史研究者也承认,在总的战略方面,中国是成功的 。这个看法显然更接近于初期正面战场的实际情况。
三、初期抗战的地位与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
(一)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凭藉其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和华东地区发动了连续不断的进攻,企图迅速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国民党政权屈服,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陆军几乎倾巢出动,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据日本统计资料显示:战争开始后,日本共计24个师团,其中21个师团投入侵华战争。1938年7月,又新扩10个师团,共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占其陆军总数的94%强,可见,侵华气焰嚣张至极。
日本决心用武力征服中国的方针,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动员其几乎全部军队对日抗战。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数次重大战役,日方伤亡447700余人,损失飞机785架,舰船100余艘,消耗军费92亿3千多万日元 ,且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军需补给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1939年10月在对其军官的训话中也不得不承认日军“损失重大,实出意外”,“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全国将士陷于不能持久之困境” 。陆相东条英机也供认:日本自“七七”事变以来,死伤数十万人,且所费国币已达数百亿
。
巨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消耗,使日本经济频于枯竭。为了弥补对华战争带来的兵力、军费和资源的损耗,除了疯狂地掠夺东北、华北和台湾等占领区外,在国内则大量增兵、征税、发行公债。1938年10月,日本政府还发表声明,要求全国“极力设法节约消费”,“努力确立官兵一体之简素的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 。广大日本人民被抛进了饥寒交迫的苦难之中。正如陆相东条英机所讲: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有几百万军队和1亿国民在后方含辛茹苦 。可见,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国内经济已达捉襟见肘的程度。惨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日本不但无法实现其预定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反而使自己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无法自拔。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讲:“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 日军战史研究者井本熊男也认为,在战争初期,日本未能实现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及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主要战略目标,相反,却使自己陷入长期作战的泥坑 。而中国经过16个月的初期抗战,却由平时状态逐渐转入战时状态,基本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实现了持久战。
(二)为沿海沿江工业、高校的内迁赢得了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工业的70%集中于沿海一带,内地工业十分薄弱。据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1937年底,全国共有工厂3925家(不包括东北),其中上海有1235家,约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总数的51% 。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炮火袭击,为避免沿海工业不遭灭顶之灾和在大后方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加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沿江工业内迁。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计划委员会和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具体负责迁厂的各项事宜。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地进行着。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区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 。日军占领南京后,其侵略矛头又指向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又决定将武汉地区的工厂继续迁移至四川、贵州、湘西等大后方, 《南京国民政府与初期抗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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