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界关于对日使用原子弹原因的论争

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继任总统时,他还不清楚曼哈顿工程,只是朦朦胧胧意识到曼哈顿工程的存在。但他并不知道曼哈顿工程是试制原子弹的工程,直到1945年4月25日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他一份美国二战期间耗资最大、最绝密的工程报告后,他才清楚了解美国正在试制杀伤力极强的原子弹。从此,他和他的顾问们,决定继承罗斯福的有关政策,在二战结束前对日投放原子弹,在此之前决不告知苏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杜鲁门作出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始于1945年4月25日”15。从此,美国高层领导人中出现了使用原子弹问题的争论。史汀生敦促杜鲁门成立一个委员会,“成为总统决定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的顾问团”16。到5月3日,这个“临时委员会”成立。175天以后,德国投降。

德国投降引发了美国前线官员对日本投降的思索。海军部长詹姆士·福雷斯特尔(JamesV.Forrestal)询问,“我们希望在什么程度上击败日本?”18顾问们认为应当使用新式武器来结束战争,而部分科学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发明成为毁灭人类的武器。在5月31日和6月1日,美国上层的争论集中在是否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对日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得知这一争论时,不加任何评论。关于俄国的问题,用史汀生的话说,临时委员会已经同意:“对俄国或其他国家保密我们的工作(试制原子弹),直到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为止。”19杜鲁门表示,他将拖延波茨坦会议,“直到7月15日,目的在于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原子弹的试制。20

7月4日,史汀生第二次与杜鲁门商谈,史汀生建议总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苏联暗示美国拥有“超级武器”。在新墨西哥沙漠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第2天即7月17日,杜鲁门立即赶到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秘密会谈。在会上,杜鲁门向斯大林暗示和眩耀,美国有了原子弹。斯大林装着若无其事;会后,他指示苏联加紧研究原子弹,以打破美国的核讹诈。7月20日,史汀生向总统宣读有关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备忘录,把“无条件投降”改为“直到日本停止抵抗”。当两颗原子弹准备完毕,7月24日,杜鲁门下令,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他“命令美国空军只要天气允许,8月3日后投放原子弹。”21

事实上,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学术界正统派和修正派的观点要比现实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道义的因素,因为敌人是不讲道义的。正如杜鲁门所说:“在战争中,日本的残酷和野蛮已达到了我所不能相信的地步,既然他们是野兽,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22当日本侵入中国、偷袭珍珠港时,他们有没有考虑自己是否道德?战争期间,在非常时期,人们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史汀生认为:“我们当然明白我们对这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所带来的后果所付的责任;罗斯福曾多次与我谈过有关原子弹的杀伤力。但我们是在战争中,我们必须这么做。因此,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对付战争因而制造和使用原子弹。”24何况,日本并不愿意无条件投降。在收到《波茨坦公告》后,日本外相希望用沉默来代替官方的声明。但日本首相无可奈何地在7月28日表示:“日本内阁认为‘波茨坦宣言’仅仅是‘开罗宣言’的翻版,不值得政府注意。另外,日本飞机产量的增加,将给日本的胜利重新带来希望。”25显然,基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军队在绝望之前是不会投降的。由此,正统派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修正派观点的理由比较充足。我们可以从追溯美苏关系的历史,来理解其观点。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非常重视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在轴心国的共同威胁下,美苏建立了战时有限度的合作,并达成了战后适度合作的共识。但是,苏联政府坚持维护自己决定力量、安全、秘密和独立的权利,在没有涉及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在联合行动中,承担有限的义务。雅尔塔会议标志着美苏理解与合作的前景达到了顶点。在雅尔塔,罗斯福用牺牲中国来获取斯大林的承诺,苏军在德国投降后2至3个月出兵加入太平洋战争,条件是要事先签订确认这些利益的中苏协定。26在雅尔塔的时候,美国指望苏联进攻满洲,阻止日军撤回本土抵御美军的攻击。但到了4月,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军修正了他们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日军已失去制海能力,不存在撤回部队威胁美军的问题。所以,美国无须利用苏联结束战争。275月,国务院问史汀生,苏联尽早进入战争是否必要的,它将决定美国是否要遵守雅尔塔协定的远东部分条款。史汀生认为,苏联进入战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以他们自己的时间表行动,他们根本不考虑美国的行动。雅尔塔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军事力量的影响,苏联的援助是有用的,但不是必须的。如果美军进入日本,苏军的参战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将挽救许多美军士兵的生命。但是,如果使用原子弹,美军就无须进入日本,苏联的援助将是微不足道的。28结果,他建议等原子弹试制成功后再考虑苏联事务。在7月中旬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依然准备对日宣战。另外,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占领部分战败日本的领土,可能是北海道。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获悉美国原子弹已试制成功,苏联的参战变得没有必要了。杜鲁门决定在苏联红军产生影响之前使用原子弹结束战争,这将避免与苏联分占日本,增强美国与苏联谈判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砝码。

美国使用原子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人民雪耻的心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和太平洋其他地区,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基本上不同于反德、反意的战争——它是一场报复战争。”29美国人把他们的太平洋敌人看成是背信弃义和野蛮的疯子。战争期间的广告和宣传都把日本描述成非人的猴子、丑恶的啮齿动物、分泌毒液的昆虫。30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以后,杜鲁门在华盛顿向公众解释道:“我们已经使用原子弹反击那些偷袭我们珍珠港的敌人,反击那些违背国际公约的敌人。”31两天以后,杜鲁门又说,“当你不得不对付一只野兽时,你不得不像一只野兽一样对付它。这是最遗憾的,但是真实的。”32在美国,大多数人对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欢欣鼓舞。

许多人甚至遗憾,为什么只有两颗原子弹用于摧毁日本。在1945年夏末秋初的民意测验中,大多数(约85%)的美国人对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表示认可。在9月份的民意测验中,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27%的人认为应该在日本的无人地区投放,43%的人赞成用一颗原子弹就可以了,另外24%认为应该“扫平日本”。在10月份的民意测验中,所提的问题略微不同,但赞成投放原子弹的人更多。23%的人认为,在日本有机会投降之前,应该投放更多的原子弹。33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居然遭到小日本的偷袭,这种为珍珠港报仇的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美国有一种独占日本的强烈愿望,有一种企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基地的愿望。与其他任何敌手相比较,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安全,依赖于制海权;而制海权又依赖于水和煤的供应基地和海军基地。为了提供这样的保障,有两件事必不可少:港口和基地,必要的补给站和机械设施。在亚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符合美国的这种要求,即中国和日本。但当时中国还不是美国的敌手,而日本却已经是了。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一个好邻居,一个亚洲民主议会政府最好的希望。随着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即满洲,美日关系开始恶化。从那时起,美国逐渐增长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怀疑和敌视。日本20世纪扩张,根植于“贫穷和傲慢”。34

因此,毫不奇怪,日本寻求一种典型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方式,向外侵略扩张,刺激经济的繁荣。然而,日本的扩张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例如,中国长期被美国看成是美国潜在的经济基地。虽然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时间不长,在3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只占美国全部对外贸易的4%,但美国商人和公众认为,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　

大的潜在市场。在现代交通条件下,美国人通过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夏威夷等越来越接近日本。从马尼拉到旧金山只有从马尼拉到长崎的3倍;从关岛到美国只有从关岛到日本的2.5倍。从火奴鲁鲁到旧金山只有2089海里,到日本的横滨是3445海里。这些地方都已是美国的重要基地。从19世纪末以后,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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