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西方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理念新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
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 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助性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
《90年代西方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理念新发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