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

将对现实社会产生结构性的深远的影响。这也就决定我们对于“实物商品及其生产、交流与消费、需要放在一个文化母体中加以理解”。③如此，虽然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其生活方式，但传媒内容的重点转移表明，人们似乎不再可能把生产方式视为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并进行运作的主要的乃至惟一的决定因素，似乎应将眼光转向表现生活方式的消费方式，以此来认识当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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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感官享受。
一些综合媒介的专特刊及文化体育艺术类媒介，争相对中外各种文艺活动、文体赛事和各类明星作报道，包括广播特别是电视中各类影视、娱乐、休闲节目，报刊上大量的情感化散文小品，还有各种社会、自然的奇闻异事，乃至一些男女纠葛、凶杀、灾害事故等，空前地占据着媒介的时间和空间。这类新闻信息和节目，并不具有多少实用价值，主要作用于人的兴趣、感官和本能，供给受众以消遣享受。娱乐性新闻和节目，是信息与娱乐的合成，呈现出明显的媒介、文化娱乐化的倾向。大众传媒特别是其中的电视，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的不再是物质对象，而是影像符号。这些影像符号不再以逼真为目的，而是一种“想象的能指”。它以娱乐、感官刺激压倒信息和叙事④。电视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的工具。它们成为“快乐大本营”，进行着全社会的“欢乐总动员”。媒介事实上是调用人们的感官、本能作为赢得收视率、换取商业利润的资源，将商业逻辑运作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借人的快感满足以增殖。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
（二）媒介主体形象的转换
在以往的“生产的社会”中，媒介所极力推出的主体形象，多来源于生产性的领域——工业、农业、部队、科学等行业部门，如50—70年代我国媒介所宣传的一系列先进英雄人物，包括孟泰、时传祥、雷锋、王进喜、焦裕禄、杨水才、陈景润等，无不来自于社会生产实践第一线。这其中媒介也宣传了一些文学艺术体育界人士，如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运动员，但他们不属于廉价的、大众娱乐的领域，因为在他们身上具有严肃的态度和创造的精神。那个时代的所有这些典范，都成为了社会的教育模式。他们鼓励人们艰苦奋斗、创造进取。而在消费逐渐取代生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时，媒介的主体形象已悄然发生转换，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等逐渐取代“生产英雄”，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在大众传媒上随处可见的各种明星，带给阅听人的主要不是他们历经磨炼的创造过程本身，不是他们的能力和进取心，媒介注重挖掘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衣着及食物的偏好，特别是有关他们的家庭、情爱、私生活的内容。因此对各种明星的报道，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形体的审美、感官的愉悦与享受。这种媒介形象与“生产英雄”具有本质的区别，在他们身上已失落了“生产英雄”的崇高美、悲壮美，可他们却为普通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们极力推崇，这些明星被称之为“消费偶像”。据报道，1993年东北某机场，世界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和一香港歌星从同一飞机下来，一群青年男女拿着鲜花奔歌星而去，而不知道杨振宁是何许人也。当有人说杨振宁也来了时，一青年发问：“杨振宇是唱什么歌的?”这件事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当今时代，“到底谁是真的英雄?”正如有人指出：“在神话已经失去力量的后乌托邦的时代，明星取代了神灵的地位而成为世俗的乌托邦中的新神”。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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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形式的消费特征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所蕴涵的消费主义已在悄然改变新闻传播的传统理念：不仅传媒内容主要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受众作为消费者进入信息的接收活动；而且新闻传播者同时在扮演信息推销者的角色。新闻传播者在市场逻辑的作用下一改媒介过去形式上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严肃面孔，努力培植受众对媒介的亲和力及其消费热情。媒介形式的消费特征从大的方面讲，首先是注重于媒介自我形象的重塑与包装。特别是一些新时期创办的媒介极力强化其命名意义和大众化宗旨。如《华西都市报》开宗明义宣称自己是“走向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大河报》力表“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而1999年创刊的《健康时报》的发刊词标题就是《生命至上》，它们都努力扮演公众生活的忠实朋友的角色。其次，传者努力通过各种手法、手段来强化媒介内容的“可售性”，如捕捉、营造新闻“卖点”，搞新闻炒作、新闻策划等。所有这些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为了使媒介能引起受众关注并进行有效消费。再次，媒介形式的消费特征还表现在文本形式的变革。报纸的彩版，大量的图片，耀人眼目的标题，都有利于形成视觉冲击力，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在新闻的叙述方式上，严肃新闻的叙述多为公文式，讲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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