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外部性问题。而一旦存在着外部性问题，市场价格体系就会失灵。在这种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许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之一。
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原则
既然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到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就意味着市场制度的失灵，政府作为一种天生克服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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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关于政府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当社会中有关产权的保护和承认的制度不能通过个人之间的谈判建立起来时，政府就作为一种有暴力后盾的第三方加入进来，从而克服了在产权制度形成方面的囚徒困境。如果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他们可能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对对方产权的尊重，但如果这个社会的人很多，如有N个人，要达到他们彼此都互相尊重产权，就相当困难了。一旦有一个人不愿就尊重别人的产权作出承诺，甚至任意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整个社会的产权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在这时，政府的强制性的对产权的保护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我们在上一节讨论时说到，外部性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因而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首先应该是政府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在人类历史中，产权制度也是不断进步的，从而不断地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例如，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实现的。当知识产权确立以后，有关知识生产的外部性得到克服，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在今天我们讨论克服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的问题时，首先也应该依赖于对产权制度的改进。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刚刚告别计划经济，产权制度还很不成熟，所以还有通过改进产权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大量空间。例如，在一些乡村中的较小的河流的污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河流没有明确的归属，或者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没有有效行使产权的机制，河流被岸边的造纸厂污染了。在这时，如果将河流的所有权个人化，或者将河流在一定时间内的收益权拍卖给个人，就会给这条河带来一个代理人。拥有这条河的产权的个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排污的造纸厂谈判或抗争，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阻止污染的排放。在我国，已经有一些地方这样做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森林树木的产权个人化，也会改进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状态。因为一旦树木的产权由个人或组织拥有，产权拥有者就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树木的砍伐和种值。当树木的自然生长率高于市场利率时，拥有者就会根据树木的市场现货价格与净现值之比，有计划地砍伐树木。在这时，木材的生产成本必然高于当树木没有明确归属时的成本，从而会部分解决砍伐森林的问题。
当然应该看到，产权制度的改进也是有边界的。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将大环境分割开来、并且个人化。所以产权制度的改进还无法将环境成本纳入到个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产权个人化，虽然将砍伐生物资源的机会成本算入了个人成本，却还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由个人拥有森林，个人成本仍然会低于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森林的砍伐就会超过考虑环境成本时的均衡水平。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来补救。这个政策就是征税。即对砍伐的树木征收税赋，而对活木的买卖不征收税赋。其结果是，出售一定体积的活木比同等体积的木材要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因为，对木材价格的需求具有弹性，当砍伐税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时候，价格会上升，需求者会因价格上升而减少其需求，这等同于木材产权拥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税。而进行活木交易则无需交纳砍伐税，从而价格会比木材交易为低。由于没有砍伐税，卖者可以获得较出售木材为高的收益，而买者则可以买到较木材便宜的活木。这就鼓励较多地进行活木的交易，而较少地进行木材的交易。当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时，砍伐树木所获得的市场现值就会较低，用价格计算的树木的自然生长率就会较高，就更有可能高于市场利率。当活木生长的预期收益率超过市场利率时，树木拥有者就更不愿意砍伐树木了。由于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拥有者就有一个变现的市场，也不会因为急于变现而砍伐森林。
说明：当政府不征木材砍伐税时，森林所有者的成本曲线为S,木材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砍伐量为Q0；而征砍伐税后，相当于成本曲线则为S’均衡价格上升为P1，而均衡砍伐量则减少到Q1；其中消费者承担的砍伐税为面积>P1 E’E’’ P0，森林所有者承担的砍伐税则为面积P0E’’HG,如A图所示。对于活木交易，政府不征任何税赋，但考虑到购买者未来仍以获取木材为主要目的，因此未来仍要交纳砍伐税，所以需求曲线移至D’；而出售者已经免去此次交易的税赋，则均衡价格应为P2，而均衡交易量则为Q2；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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