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联在一起，把它们放在国家战略问题的首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他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坚强决心。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不可分割。丧失了主权，安全就失去了基础；丧失了安全，主权就得不到保障。中国共产党人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己任，既继承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基于同样的道理，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提出了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坚持在1997年以后用香港的主权交换香港的治权的主权。对这个无理要求，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上书第12页）。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岛内有人闹独立，国际敌对势力也想插手台湾，阻碍我国的统一。这又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他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这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某些权力，条件比香港更宽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损害祖国统一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台湾事务，明确指出“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同上书第31页）。他还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么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因此，“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同上书第86—87页）。今天，台湾岛内出现的政治动态，充分证明邓小平的告诫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如果我们当时为一时的和平气氛所迷惑，宣布了放弃使用武力，那么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在谈到国家主权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权”概念。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上书第331页）。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否定和侵犯别国的主权，美国等西方国家炮制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不断地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力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决策，干预中国的内政。目前，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是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人权干预别国内政、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斗争。人权问题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是尽善尽美了，但讨论并不能采取对抗的形式，而且西方的人权标准具有双重性质：对自己严重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别人的人权问题无限上纲，这显然是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同上书第332页）。因为没有国权和国格，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连国家都没有了，怎么谈国家利益呢？  
三、强调国家利益和世界利益的统一性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观，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邓小平不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是对立的，而认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世界人民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有了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他认为维护中国的安全，实际上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发展中国的经济，实际上也是发展世界的经济。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搞乱了，那对世界的影响就大了。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对此，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看到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坦利·罗思在2000年4月19日华盛顿州对华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中国获得成功，它就将成为一个日趋繁荣和稳定的中心。如果它失败了，这个国家拼命想在其他国家寻找机会的移民就会蜂拥入其邻国，甚至美国。一个软弱的和动荡的中国将比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9th, 2000)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同上书第105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现在已经是一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对消除战争威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维护世界和平，肯定会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责任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将它称之为“责任利益”（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08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责任利益”将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4年，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说：“两国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越来越多的责任。”(《CHINA DAILY》November 15th 1994)随着责任的扩大，影响也就扩大，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重要。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一种更活跃、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各种维和行动，难民救援行动，打击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和邪教组织中起到积极的全球性作用，等等。就亚太地区安全而

言，这种利益的主要内容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军事稳定，减少和化解军事冲突、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促进本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说，亚太地区所有的潜在冲突，都与我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不仅涉及到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也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利益。  
第三，维护国家利益不能损害别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利益，这是邓小平与西方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国家利益观上的主要区别。一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地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早在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就认为，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以及荣誉感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争斗，是普遍地和持续不休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出版社第94—96页）。邓小平则认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应是承认其他国家也有合法的国家利益，不能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要尊重对方的利益。邓小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仅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且意味着中国知道，其他国家也是从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制定对外政策的。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应损害对方的利益。1989年，他对当时的泰国总理讲：“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所以邓小平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要互相尊重，胸襟宽广，不搞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提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同上书第53页），在中美关系中，“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邓小平提醒外国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点(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