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数卖”的法律适用问题初探
任财产，以致于先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权难以完全实现或者根本不能实现时，先买受人方有权撤销出卖人与后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注释：
[1] 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即后买受人故意实施或与出卖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先买受人债权、使其合同目的落空的行为。这种情况虽然在客观上也可表现为“一房数卖”，但并非交易行为的常态，在法律适用上也与“一房数卖
[2] 王轶著：《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3页。
[4] 王轶著：《物权变动论》，第6页。关于“一房数卖”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法律效果，可参见王轶著：《论一物数卖》，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5]《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29日第5版。
[6]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7]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8] 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著：《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9]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第75页。
[10] 参见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著：《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38-139页。
[11] 参见李开国著：《民法学》，西南政法大学1995年印刷，第375页。
[12]“不动产登记推定力的意义在于，对第三人而言登记下的名义人被推定为真权利人，其对登记不动产的处分为有权处分，纵使登记名义人实质上并无该项权利，对第三人亦发生与有权处分一样的效果。”（肖厚国著：《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13] 李开国著：《对<合同法征求意见稿>若干问题的看法和修改建议》，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14] 代表性的文章有：梁慧星著：《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第3版；王利明著：《论无权处分》，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王轶著：《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孙鹏著：《论无权处分行为》，载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15]“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都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认和贯彻有关，也同样关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私’的利益安排，但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仍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任意性规范对于当事人利益的调整具有双向性，从而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换言之，它既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又是法官对合同纠纷据以作出决断的依据。相比而言，倡导性规范尽管确定了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但却仅具倡导性，因而并非法官可以运用的裁判规范。《合同法》第10条第2款关于合同应当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采取书面形式的规定，第12条关于合同一般内容的规定……第132条第1款对于买卖合同出卖人资格的要求……即属此类。例如《合同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假如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并未依据此款规定采用书面形式，法官既不能据此认定合同不成立，更不得认定合同为不生效的合同。因为该款规定所确立的倡导性规范，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具有的履行期限长、交易金额高、交易规则复杂的三项特征，以及基于这三项特征所产生的两个必要性，即谨慎交易的必要性以及保存证据的必要性，而专门设置的规定。但该项规定，一方面仅关涉合同当事人‘私’的利益安排，另一方面仅具有诱导功能，不能发挥裁判规范的作用。”（王轶著：《物权变动论》，第208页注释①。）
[16] 参见王轶著：《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
[17] 参见陈本寒、周平著：《买卖标的之再认识》，载于《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董学立著：《也论无权处分》，载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
[18] 参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391-392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2467.html
注释：
[1] 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可能，即后买受人故意实施或与出卖人恶意通谋实施旨在侵害先买受人债权、使其合同目的落空的行为。这种情况虽然在客观上也可表现为“一房数卖”，但并非交易行为的常态，在法律适用上也与“一房数卖
”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无甚关系，应属侵权行为法的范畴。受篇幅所限，此种情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2] 王轶著：《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3页。
[4] 王轶著：《物权变动论》，第6页。关于“一房数卖”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法律效果，可参见王轶著：《论一物数卖》，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5]《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29日第5版。
[6]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7]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8] 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著：《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9]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第75页。
[10] 参见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著：《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38-139页。
[11] 参见李开国著：《民法学》，西南政法大学1995年印刷，第375页。
[12]“不动产登记推定力的意义在于，对第三人而言登记下的名义人被推定为真权利人，其对登记不动产的处分为有权处分，纵使登记名义人实质上并无该项权利，对第三人亦发生与有权处分一样的效果。”（肖厚国著：《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00页。）
[13] 李开国著：《对<合同法征求意见稿>若干问题的看法和修改建议》，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
[14] 代表性的文章有：梁慧星著：《如何理解合同法第51条》，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第3版；王利明著：《论无权处分》，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王轶著：《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孙鹏著：《论无权处分行为》，载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15]“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都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认和贯彻有关，也同样关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私’的利益安排，但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仍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任意性规范对于当事人利益的调整具有双向性，从而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换言之，它既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又是法官对合同纠纷据以作出决断的依据。相比而言，倡导性规范尽管确定了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但却仅具倡导性，因而并非法官可以运用的裁判规范。《合同法》第10条第2款关于合同应当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采取书面形式的规定，第12条关于合同一般内容的规定……第132条第1款对于买卖合同出卖人资格的要求……即属此类。例如《合同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假如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并未依据此款规定采用书面形式，法官既不能据此认定合同不成立，更不得认定合同为不生效的合同。因为该款规定所确立的倡导性规范，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具有的履行期限长、交易金额高、交易规则复杂的三项特征，以及基于这三项特征所产生的两个必要性，即谨慎交易的必要性以及保存证据的必要性，而专门设置的规定。但该项规定，一方面仅关涉合同当事人‘私’的利益安排，另一方面仅具有诱导功能，不能发挥裁判规范的作用。”（王轶著：《物权变动论》，第208页注释①。）
[16] 参见王轶著：《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载于《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
[17] 参见陈本寒、周平著：《买卖标的之再认识》，载于《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董学立著：《也论无权处分》，载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
[18] 参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391-392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3页。
《“一房数卖”的法律适用问题初探(第4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