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寒夜》的婚姻悲剧
论巴金《寒夜》的婚姻悲剧
作者/袁祖洪
近年，关于《寒夜》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除了传统的社会批评角度外，还有精神分析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症候式批评、文化视角等，对小说的主题意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从当事人在家庭中的角色错位方面出发，来分析《寒夜》中爱情婚姻悲剧产生的根源。
《寒夜》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的诞生，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小说以1944年冬至1945年底国统区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小人物”及其家庭的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曾经受过现代新思潮的熏陶和启迪，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结合，又共同追求过“教育救国”的理想，共同走过了14年的婚姻生活道路，如此相爱的夫妻，最终却走上末路，是谁断送了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悲剧，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当事人双方的婚姻角色错位也是引发悲剧的重要原因。
一、汪文宣：在婚姻中的角色错位
当年的汪文宣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旗帜下，满脑子的理想和事业，又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们夫妻携手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献身教育。他和曾树生没有结婚就同居，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何等的惊世骇俗？那时的汪文宣是曾树生仰慕的对象，他们以为会这样相亲相爱一辈子。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很快使他跌人了贫穷的深渊，工作上的几次碰壁，使他彻底丧失了当年的锐气。由于事业上的落寞，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疾病的困扰，汪文宣在曾树生面前越来越抬不起头。他爱妻子，可连妻子的生日蛋糕都买不起；爱儿子，可儿子的高额学费却只能靠妻子想办法；他爱母亲，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沦为“二等老妈子”。他的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帮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只能用眼泪来留住妻子，就像一个可怜的孩子，汪文宣在爱情里完全丧失了自我，缺乏独立意识，忘记了一个男人在婚姻中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贫困病痛固然是汪文宣的症结所在，但身处逆境时的自暴自弃、懦弱才是他的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作为汪文宣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弱者，可能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命运的无情打压，只是在那个混乱年代，弱者的生命更显得脆弱罢了。而表现在家庭里，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反而把家庭的重担放在妻子的肩上，这种角色的错位只能让妻子怜悯他而不是爱他。当朋友死去，妻子出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失去给了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我愿她幸福”，这种对妻子的真挚的爱，真是让人潸然泪下。汪文宣的懦弱是长期心理压抑所致，事业成功和经济收入是男人尊严的象征，更是男人本色的彰显，面对妻子的强势，汪文宣无处宣泄，又得不到妻子的鼓励，因此走向了自我毁灭。
二、曾树生：爱和自由的错位
曾树生是一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受过教育，敢于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当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地和汪文宣结合在一起。她与汪文宣的性格不同，有着更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家庭的寒酸，丈夫的体弱多病及懦弱无能，婆婆的冷言冷语，以及对青春短暂的恐惧，使她不甘心在这种阴冷枯寂的环境中蹉跎岁月，蚕食青春。她虚荣心特强，甘愿在银行当花瓶，尤其对年轻的有钱有势的顶头上司的追求感到诱惑而无法抵抗。每次她哼着小曲，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家里，看到等她晚归的丈夫，她的内心不是不内疚，可看着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压迫；另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迫。这使她十分痛苦。当她受到婆婆的辱骂以后，丈夫还要她向婆婆道歉，她再也无法忍受了，给丈夫写了那封要求分开的长信：“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曾树生在苦难的命运面前挣扎、反抗，追求幸福和自由，这没有错，但她缺乏正确的反抗方式和生活道路。她的根本矛盾就是一方面要追求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幸福和自由如何才能获得。她只能靠尚还残留的一点青春和美貌去换取生活保障，为物质享乐而不惜卖身。她与陈经理与其说是一场爱情，还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即使最终能和陈经理结婚，她也只能依附于他。可是这种所谓的幸福的保质期有多长呢？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如果曾树生没有了娇美的容颜，陈经理还会爱她吗？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作品写她两次挣脱了旧家庭的桎梏（娘家与夫家），仍未获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可见，女性仅仅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还不算解放，最终解放在于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曾树生离开汪文宣而转投陈经理只是经济上的依附，只不过从一个小公务员妻子的身份到一个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罢了，与其说是另觅新爱，不如说是内心深层意识中仍处于弱女子角色的曾树生再次对新的依附对象的寻求。
三、汪母：母爱的错位
不可否认，汪母特别爱她的儿子，她像所有伟大的母亲那样吃苦耐劳，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为儿子分担忧愁和痛苦。由于汪母很早就丧夫守寡，儿子成了她唯一的依托，她对儿子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甚至认为儿媳抢走了她的儿子，于是对儿媳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可以说，汪母的这种爱导致了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破裂，加速了儿子的死亡。
汪母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因而当她用传统思想去看待新式女性的儿媳时，认为儿媳配不上“纯洁而高尚”的儿子，她与儿媳的冲突，表现了两种文化心理的撞击。
一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相左。她不满意儿媳是新派女人，不满意儿媳的生活方式，认为儿媳进咖啡馆与舞场是不守妇道。但是，汪母已失去了旧式家庭中的地位与尊严，她在与儿媳的争吵中处处显出劣势。汪母攻击儿媳是“花瓶”和“儿子的姘头”，以此来显示自己伦理上的优势，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这种文化意识的差异使得婆媳双方各执一端，谁都不肯让步，让家里永无宁日，这种争吵不仅伤害了双方的感情，而且使汪文宣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这两个汪文宣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像仇敌似的相互攻击，让汪文宣身心俱疲，他一方面很爱他那作为“新派”人物的妻子，另一方面又孝顺他那守旧的母亲。但是，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他无法 《论巴金《寒夜》的婚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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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祖洪
近年，关于《寒夜》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除了传统的社会批评角度外，还有精神分析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症候式批评、文化视角等，对小说的主题意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从当事人在家庭中的角色错位方面出发，来分析《寒夜》中爱情婚姻悲剧产生的根源。
《寒夜》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的诞生，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小说以1944年冬至1945年底国统区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小人物”及其家庭的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曾经受过现代新思潮的熏陶和启迪，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结合，又共同追求过“教育救国”的理想，共同走过了14年的婚姻生活道路，如此相爱的夫妻，最终却走上末路，是谁断送了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悲剧，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当事人双方的婚姻角色错位也是引发悲剧的重要原因。
一、汪文宣：在婚姻中的角色错位
当年的汪文宣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旗帜下，满脑子的理想和事业，又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们夫妻携手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献身教育。他和曾树生没有结婚就同居，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何等的惊世骇俗？那时的汪文宣是曾树生仰慕的对象，他们以为会这样相亲相爱一辈子。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很快使他跌人了贫穷的深渊，工作上的几次碰壁，使他彻底丧失了当年的锐气。由于事业上的落寞，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疾病的困扰，汪文宣在曾树生面前越来越抬不起头。他爱妻子，可连妻子的生日蛋糕都买不起；爱儿子，可儿子的高额学费却只能靠妻子想办法；他爱母亲，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沦为“二等老妈子”。他的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帮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只能用眼泪来留住妻子，就像一个可怜的孩子，汪文宣在爱情里完全丧失了自我，缺乏独立意识，忘记了一个男人在婚姻中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贫困病痛固然是汪文宣的症结所在，但身处逆境时的自暴自弃、懦弱才是他的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作为汪文宣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弱者，可能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命运的无情打压，只是在那个混乱年代，弱者的生命更显得脆弱罢了。而表现在家庭里，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反而把家庭的重担放在妻子的肩上，这种角色的错位只能让妻子怜悯他而不是爱他。当朋友死去，妻子出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失去给了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我愿她幸福”，这种对妻子的真挚的爱，真是让人潸然泪下。汪文宣的懦弱是长期心理压抑所致，事业成功和经济收入是男人尊严的象征，更是男人本色的彰显，面对妻子的强势，汪文宣无处宣泄，又得不到妻子的鼓励，因此走向了自我毁灭。
二、曾树生：爱和自由的错位
曾树生是一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受过教育，敢于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当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地和汪文宣结合在一起。她与汪文宣的性格不同，有着更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家庭的寒酸，丈夫的体弱多病及懦弱无能，婆婆的冷言冷语，以及对青春短暂的恐惧，使她不甘心在这种阴冷枯寂的环境中蹉跎岁月，蚕食青春。她虚荣心特强，甘愿在银行当花瓶，尤其对年轻的有钱有势的顶头上司的追求感到诱惑而无法抵抗。每次她哼着小曲，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家里，看到等她晚归的丈夫，她的内心不是不内疚，可看着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压迫；另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迫。这使她十分痛苦。当她受到婆婆的辱骂以后，丈夫还要她向婆婆道歉，她再也无法忍受了，给丈夫写了那封要求分开的长信：“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曾树生在苦难的命运面前挣扎、反抗，追求幸福和自由，这没有错，但她缺乏正确的反抗方式和生活道路。她的根本矛盾就是一方面要追求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幸福和自由如何才能获得。她只能靠尚还残留的一点青春和美貌去换取生活保障，为物质享乐而不惜卖身。她与陈经理与其说是一场爱情，还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即使最终能和陈经理结婚，她也只能依附于他。可是这种所谓的幸福的保质期有多长呢？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如果曾树生没有了娇美的容颜，陈经理还会爱她吗？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作品写她两次挣脱了旧家庭的桎梏（娘家与夫家），仍未获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可见，女性仅仅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还不算解放，最终解放在于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曾树生离开汪文宣而转投陈经理只是经济上的依附，只不过从一个小公务员妻子的身份到一个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罢了，与其说是另觅新爱，不如说是内心深层意识中仍处于弱女子角色的曾树生再次对新的依附对象的寻求。
三、汪母：母爱的错位
不可否认，汪母特别爱她的儿子，她像所有伟大的母亲那样吃苦耐劳，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为儿子分担忧愁和痛苦。由于汪母很早就丧夫守寡，儿子成了她唯一的依托，她对儿子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甚至认为儿媳抢走了她的儿子，于是对儿媳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可以说，汪母的这种爱导致了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破裂，加速了儿子的死亡。
汪母深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因而当她用传统思想去看待新式女性的儿媳时，认为儿媳配不上“纯洁而高尚”的儿子，她与儿媳的冲突，表现了两种文化心理的撞击。
一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相左。她不满意儿媳是新派女人，不满意儿媳的生活方式，认为儿媳进咖啡馆与舞场是不守妇道。但是，汪母已失去了旧式家庭中的地位与尊严，她在与儿媳的争吵中处处显出劣势。汪母攻击儿媳是“花瓶”和“儿子的姘头”，以此来显示自己伦理上的优势，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这种文化意识的差异使得婆媳双方各执一端，谁都不肯让步，让家里永无宁日，这种争吵不仅伤害了双方的感情，而且使汪文宣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这两个汪文宣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像仇敌似的相互攻击，让汪文宣身心俱疲，他一方面很爱他那作为“新派”人物的妻子，另一方面又孝顺他那守旧的母亲。但是，母亲和妻子的矛盾他无法 《论巴金《寒夜》的婚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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