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为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了。而这一过程恰恰与秦汉建立中央专制集权国家（至唐宋而达到完备，至明清达到极端）、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的过程是一致的。第二，借用吴建璠先生的说法，由于“律”最初的含义是音乐，转变为“军律”后，强化了其强制性和镇压的力度。因此，改“法”为“律”，就是借用军事力量，突出其重要性和权威性，来保证法律的实施(40)。法的内容的这种演变，也影响到关于它的问题的名称“法学”、“律学”和“刑名之学”的使用上，于是就出现了隋唐以后只使用“律学”而“法学”和“刑法之学”几乎不被使用的局面(41)。
再次，秦亡后，秦代禁止私人学习、讲授和解释法律的局面被打破，律学研究开始勃兴，出现了许多以此为业，并世代相袭的家族，如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人们称其律为“大周律”、“小周律”）、东汉的叔孙宣、郭躬、马融、郑玄、吴雄，以及魏晋时期的杜预、张斐等，形成律注蜂起，著名注释者有“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的繁荣局面(42)。魏以后，我国又开始在中央设立律学博士。从此，律学博士成为国家的重要官职之一，从而使“律学”不仅成为一门约定俗成的学问、选官考试的科目、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从事它的研究也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职业、社会地位和谋生手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使用“法学”这一用语了。
第二，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区别何在？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是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之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是西方商品经济和法治社会长期发展的成果，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中国古代之“法学”是建立在封建正统思想之基础上的，这种思想以强调社会等级、宗法制度、大一统国家和忠君孝悌等儒家学说为核心，以鼓吹君主专制，以法、术、势役使臣民的法家理论和主张君主无为无不为、君主南面之术的老庄学说为补充，重视德主刑辅、名分等级和臣民的义务，因而，它不是一种法学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律学的世界观，核心是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与法律学说之上的，它强调法的平等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将法视为制约统治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手段。
其次，两者的范围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包含的主要是法（律）注释学，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刑法领域，当然，有时也涉及一些行政法学（事实上是如何役使官吏的“治吏之学”）和关于法律的起源与功能等问题的法哲学（事实上是“刑法哲学”）的内容，但这种法哲学仅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等）或政治家（商鞅、韩非等）或官僚（如马融、张斐、杜预等）的法哲学。因此，它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学家的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而且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与古代的相比，范围也大为扩大，除刑法学之外，还有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并且现代法学将这些法注释学都视为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条文和词句的注释。
再次，两者的重心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重视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强调臣民的义务、责任，注重从理论上阐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法等级秩序这种法律运行现实的合理性。而现代“法学”一词所体现的是民主的观念、平等的观念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观念，它孜孜以求的是从理论上阐明法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法如何才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屏障。
第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学习西方、翻译西语“法学”一词时，日本学者为什么不使用他们比较熟悉、习惯的“律学”、“明法道”、“明法科”，而使用一个他们历史上所没有、对他们来说比较生疏的“法学”呢？
我们知道，即使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其法学观大都还是以“法律应是以刑为核心”、“法等同于刑、律”的律学观。1875年，当铃木唯一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用的还是《律例精义》的书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定刑法典时，还以中国刑律为蓝本，编纂了《假刑律》（1868年）、《新律纲领》（1870年）和《改定律例》（1874年）等。后来，这种情况在以下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第一，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聘请了许多外国法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保阿索那特等）来日本立法、讲学，这些外国法学家不仅将西方的法、法学等名词，而且将西方的法学观也带了进来。第二，19世纪上半叶，随着“兰学”（研究以荷兰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的学问）的兴起，日本赴西方学习法律者也不断增加。当轮到明治时期著名法学家津田真道、西周、穗积陈重等人出国时，他们对西方的法和法学已有一定的了解，加上这些人在西方比较扎实、系统地学习了法学通论和各个部门法学知识，聆听了西方法学家的讲解，目睹了西方法治社
Science、Science du
Droit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的真谛，他们感到再用“律”、“刑”等来对译Law、Droit、Recht等词，用“律学”、“明法道”等来对译Legal
Science science du
Droit、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是不确切的。第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整个民族向西方学习的心情都是非常迫切的，这从福泽谕吉（1835-1901）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1866年一出版便销售了75万册一事便可得知(43)。当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1897）着手翻译《法国民法典》时，当时的司法大臣江藤新平（1834-1874）甚至指示：“即使翻错了也不要紧，只要快就行了。”(44)在这种氛围之下，日本各界的确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的活动之中，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六法全书》时，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给一个个西语法律名词配上了对应的汉字，除“权利”（right）和“义务”（obligation）之外（前者在箕作麟祥之前已从荷兰语中译出(45)，后者则来自汉译本《万国公法》），其他法律用语，几乎都是箕作麟祥呕心沥血推敲出来的。津田真道和穗积陈重也同样如此，不仅认真听讲，细心记笔记，而且不时向老师请教，以弄懂对东方人来说比较陌生的法律专业名词。从而用汉字“法学”一词比较确切地对应翻译了西语jurisprudence、science
du droit、science of
law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因此，津田真道、穗积陈重等人用“法学”而不用“律学”等词，是当时日本立法改革、法学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第四，由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明明是“法学理论”，我们却一直称之为“国家与法的理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50年代，虽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出版了以“法学”命名的杂志，但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学研究刊物却称为“政法研究”（1978年复刊后始改为“法学研究”）。全国报刊索引的分类，在法学栏目，也不使用“法学”标题，而是用“法律”一词。至今，全国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社科新书目》，在介绍法学著作栏目时，用的也是“法律类”一词。即使是专以复印、汇集各报刊法学文章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法学》，直到1986年底为止，使用的仍是“法律”。甚至在目前，在司法部所属的五大法科大学，除中国政法大学拥有政治系外，其他如华东、西南、中南和西北四所大学均无政治系，但校名都是“某某政法学院（大学）”。
出现上述情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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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秦亡后，秦代禁止私人学习、讲授和解释法律的局面被打破，律学研究开始勃兴，出现了许多以此为业，并世代相袭的家族，如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人们称其律为“大周律”、“小周律”）、东汉的叔孙宣、郭躬、马融、郑玄、吴雄，以及魏晋时期的杜预、张斐等，形成律注蜂起，著名注释者有“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的繁荣局面(42)。魏以后，我国又开始在中央设立律学博士。从此，律学博士成为国家的重要官职之一，从而使“律学”不仅成为一门约定俗成的学问、选官考试的科目、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从事它的研究也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职业、社会地位和谋生手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使用“法学”这一用语了。
第二，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区别何在？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是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之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是西方商品经济和法治社会长期发展的成果，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中国古代之“法学”是建立在封建正统思想之基础上的，这种思想以强调社会等级、宗法制度、大一统国家和忠君孝悌等儒家学说为核心，以鼓吹君主专制，以法、术、势役使臣民的法家理论和主张君主无为无不为、君主南面之术的老庄学说为补充，重视德主刑辅、名分等级和臣民的义务，因而，它不是一种法学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律学的世界观，核心是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与法律学说之上的，它强调法的平等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将法视为制约统治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手段。
其次，两者的范围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包含的主要是法（律）注释学，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刑法领域，当然，有时也涉及一些行政法学（事实上是如何役使官吏的“治吏之学”）和关于法律的起源与功能等问题的法哲学（事实上是“刑法哲学”）的内容，但这种法哲学仅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等）或政治家（商鞅、韩非等）或官僚（如马融、张斐、杜预等）的法哲学。因此，它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学家的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而且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与古代的相比，范围也大为扩大，除刑法学之外，还有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并且现代法学将这些法注释学都视为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条文和词句的注释。
再次，两者的重心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重视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强调臣民的义务、责任，注重从理论上阐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法等级秩序这种法律运行现实的合理性。而现代“法学”一词所体现的是民主的观念、平等的观念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观念，它孜孜以求的是从理论上阐明法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法如何才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屏障。
第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学习西方、翻译西语“法学”一词时，日本学者为什么不使用他们比较熟悉、习惯的“律学”、“明法道”、“明法科”，而使用一个他们历史上所没有、对他们来说比较生疏的“法学”呢？
我们知道，即使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其法学观大都还是以“法律应是以刑为核心”、“法等同于刑、律”的律学观。1875年，当铃木唯一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用的还是《律例精义》的书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定刑法典时，还以中国刑律为蓝本，编纂了《假刑律》（1868年）、《新律纲领》（1870年）和《改定律例》（1874年）等。后来，这种情况在以下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第一，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聘请了许多外国法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保阿索那特
会的运行现状，这种经历和环境使得他们比较深地理解了西语Law、Droit、Recht以及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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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的真谛，他们感到再用“律”、“刑”等来对译Law、Droit、Recht等词，用“律学”、“明法道”等来对译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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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是不确切的。第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整个民族向西方学习的心情都是非常迫切的，这从福泽谕吉（1835-1901）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1866年一出版便销售了75万册一事便可得知(43)。当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1897）着手翻译《法国民法典》时，当时的司法大臣江藤新平（1834-1874）甚至指示：“即使翻错了也不要紧，只要快就行了。”(44)在这种氛围之下，日本各界的确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的活动之中，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六法全书》时，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给一个个西语法律名词配上了对应的汉字，除“权利”（right）和“义务”（obligation）之外（前者在箕作麟祥之前已从荷兰语中译出(45)，后者则来自汉译本《万国公法》），其他法律用语，几乎都是箕作麟祥呕心沥血推敲出来的。津田真道和穗积陈重也同样如此，不仅认真听讲，细心记笔记，而且不时向老师请教，以弄懂对东方人来说比较陌生的法律专业名词。从而用汉字“法学”一词比较确切地对应翻译了西语jurisprudence、science
du droit、science of
law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因此，津田真道、穗积陈重等人用“法学”而不用“律学”等词，是当时日本立法改革、法学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第四，由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明明是“法学理论”，我们却一直称之为“国家与法的理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50年代，虽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出版了以“法学”命名的杂志，但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学研究刊物却称为“政法研究”（1978年复刊后始改为“法学研究”）。全国报刊索引的分类，在法学栏目，也不使用“法学”标题，而是用“法律”一词。至今，全国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社科新书目》，在介绍法学著作栏目时，用的也是“法律类”一词。即使是专以复印、汇集各报刊法学文章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法学》，直到1986年底为止，使用的仍是“法律”。甚至在目前，在司法部所属的五大法科大学，除中国政法大学拥有政治系外，其他如华东、西南、中南和西北四所大学均无政治系，但校名都是“某某政法学院（大学）”。
出现上述情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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