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律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规定向单位、个人进行调查，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是有显著差别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诉法的这一规定也未直接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而仅仅是“可以”收集材料，而且辩护律师收集材料还必须征得被害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准。《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查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 “控辩平等”是法律程序的核心机制，是实现程序中立性的保障，是刑事案件得以公正审理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我国，作为“官方人员”的检察官在调查取证中本来就比律师要方便得多，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加以限制——要经被收集人同意、司法机关许可，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双方的不平衡。当然，律师们尽管对自己没有充分的收集证据的权力感到不满，也不会要求国家设立一个为辩护服务的专门收集无罪证据的侦查机关，但并不意味着“实现控辩双方收集证据的手段相当问题无法解决 ”，而是诉讼结构设计存在“失衡”问题，如彻底确立“无罪推定”、“沉默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大原则，即使作为辩护方的律师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权上有所失衡也因增加了控诉的难度可以说得过去。然而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增大限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同时，又保留了过去的“有罪推定”的内容，事实上使控辩失衡进一步扩大。
与? 淌滤咚戏ㄐ薅┣暗挠泄胤?晒娑ㄏ啾冉希?颐遣坏貌凰担?中蟹ㄔ诼墒Φ鞑槿≈とǚ矫媸堑雇肆恕！堵墒υ菪刑趵?返?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律师进行调查时，“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1981年4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个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规定，“律师参加诉讼（包括参加调解或仲裁活动〕，可以持法律顾问处介绍信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访问，调查本案案情，有关单位、个人应当给予支持”。这些规定虽缺乏具体有力的保障措施，当被调查的单位、个人应当给予支持而不给予支持、拒绝作证时，审判、检察机关有义务以补救律师无法取证的不足。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规定的出发点，显然不是站在强调被调查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角度，而是站在限制律师使用调查取证权的立场。因此上说，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设置不能不说是一大倒退。为了切实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实现控辩平等，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律师有权向有关组织和个人调查、收集证据材料；被调查的组织和个人，应协助律师的调查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拒绝提供证据材料；律师调查取证确有困难的，可向法院申请，法院应向律师签发调查令或直接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时，应告知律师，并允许律师参加。
（二）律师的阅卷权
律师阅卷权的规定同样属于援引式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资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审判方式改革，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材料只有起诉书、证人名单、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实践中，检察院往往只是移交认为被告人有罪的某次口供、个别证人的证言，而非全部案件事实材料，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材料到法院看不到，到检察院去查阅又不允许，律师的先悉权得不到保障。从国际上看，在采取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国家，由于采取卷宗移送主义，辩护律师可在法院开庭审判前到法院查阅全部卷宗，而采取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国家，由于采取起诉状一本书主义，公诉方不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律师在开庭审理之前到检察机关查阅有关案件材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做法。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在职权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限制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的范围，其改? 锏哪康脑谟诜乐埂跋热胛?鳌保??霾荒芤虼硕?魅趼墒Φ脑木砣āＢ墒χ挥锌吹搅思觳旎?厮?芸吹降娜?恐ぞ莶牧希?乇缢?蕉园讣?率档陌盐詹拍艽锏酱笾碌钠降龋?ㄍケ缏鄄趴赡茉凇拔淦鞫缘取钡幕?∩辖?小６?缎淌滤咚戏ā范员缁ぢ墒υ木砣ǖ牟坏毕拗疲?孤墒υ谛淌卤缁ぶ杏爰觳旎?叵啾却τ诟?用飨缘牧邮疲?泳缌丝乇缢?降牧α坎黄降茸刺??焕?诒桓嫒撕戏ㄈㄒ娴谋；ぃ?膊焕?谕ü?墒χ圃妓痉ㄈㄐ惺沟募喽交?频男纬伞?br>（二） 律师的会见权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
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时办案人员在场，犯罪嫌疑人不敢说真话，特别是控告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诱供；律师会见的时间、地点、次数等均要书面申请，批准手续繁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最容易受到人权的蹂躏，此阶段的供述，是收集决定犯罪嫌疑人命运的证据的最重要阶段。立法规定律师参与侦查阶段刑事诉讼，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行为发生，保障人权。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 娜耍?τ谐浞只?帷⑹奔浜捅憷?跫??敛怀傺拥亍⒃诓槐磺蕴?⒉痪?觳楹屯耆?Ｃ艿那榭鱿拢?邮苈墒?捶煤陀肼墒α?敌?蹋?庵中?炭稍谥捶ㄈ嗽笨吹眉???患?姆段?诮?小薄８迷?蚧姑魅饭娑ǎ骸案鞴???υ诒竟?⒎ê拖肮叻段?谧鹬卣庑┰?颉薄Ｎ夜???纱?沓鱿?烁么未蠡幔?⒃谖募?锨┝俗郑??瞎?蠡嵩?990年己经批准。我国有关部门在执行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尊重这一基本原则，以取信于国际社会。
（四）律师的人身权保障
现行的《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这项规定是目前关于律师法律保障的唯一规定。从权利的角度分析，有学者指出“是一种宣言式的权利

”。 这一规定由于对违反的行为人没有相应的具体制裁措施，对受到侵害的律师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因此，与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的“律师依法执行职务，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干涉”相比较，从法律规范的完整性来看，过于原则和抽象，无任何实际意义。非但如比，《刑事诉讼法》第38条还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伪造证据或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现行《刑法》第306条也明确了这种法律责任：辩护人有上述情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这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构成了威胁。“证人改变证言”往往与取证人的身份、环境条件、情况变化等因素有关，如果证人的证言前后不同，或者证人向律师提供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词，与侦查部门调查取得的证词不一致，律师就有可能陷入“引诱”深潭。如此下去，律师执业危机四伏、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给我国律师刑事辩护业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对律师的“作伪证”、“串供”、“诱使证人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活动的行为”的追究，要由辩护律师的对立面——检察机关来进行，很难避免职业报复行为。 因此，应从《刑事诉讼法》、《刑法》中删除。“翻遍世界各国的律师法典和刑法典，类似的规定都没有”；律师唆使犯罪嫌疑人改变证词就构成犯罪，而公检机关这样做，甚至刑讯逼供却都不构成犯罪，这是“典型的控辩双方不公平的立法 ”。律师有该类行为的，应由一个中立的机关---律师惩戒委员会进行调查和裁决。这样，既保证了违纪律师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罚，又? 饩隽恕爸耙当ǜ础钡奈侍猓?獬?寺墒Ρ缁さ暮蠊酥?牵??保?卜?瞎?噬贤ㄐ械淖龇ā?br>
三、关于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
建立律师惩戒制度，有利于纯洁律师队伍，提高律师素质，增强律师的自律性，维护律师的形象，提高律师的声誉。我国律师惩戒制度建立于1992年司法部颁布的《律师惩戒规则》。1996年《律师法》颁布后，《律师惩戒规则》被废止；1997年初司法部先后发布了《律师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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