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村落家族文化变革
村落家族旧的秩序关系，用新的秩序取而代之的必要前提。而且，要进一步促进村落家 族文化的消解，必须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最后，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系统中一些 基本成分，往往不利于新社会体制的建立和运转，不利于社会法律规范的贯彻，最终不利于 社会的现代化。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手段促进新文化观念的传播，无疑也是必要的。
实践效果不可否认。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消灭了地主阶级，打倒了族长， 村落家族文化失去了最主要的政治基础；土地制度改革，族田族产被没收，村落家族文化失 去了物质基础；社会制度根本转变，受统治的族员获得了政治权力，成为削弱旧式家族活动 的组织基础；社会体制在乡村居于主导地位，行政支配的手段大大增加，削弱了村落家族存 在的社会基础；超家族的集体经济组织取代了对土地基本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统一经营与集 中劳动的方式使家庭综合功能弱化，亲属和家族意识得以削弱；新文化观念以超家族的形式 不断传播，村落家族逐渐接受社会的主导价值和新文化，成为动摇家族秩序的重要条件。所 有这些，构成对村落家族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如何突破自然经济格局 促进村落家族文化消除这一关键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应该说，毛泽东也看到，村 落家族文化的变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 力。他曾经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 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 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转型?土地改革完成 后，基本思路仍然是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办法就是集体化。以统一经营、集 中劳动为基本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他择定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的优越性，在他看来， 不仅有如前所述的可以造成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种种直接冲击，更主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获 得迅速解放。于是，变革的途径首先不在于生产力，不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社会 再组织的进程，而是表现为一连串所有制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由于模式的单一 化，且在推进过程中的过急过粗过快，更由于模式本身存在诸多与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的问 题，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在公社化初期一度遭遇严重挫折。
生产力未能迅速发展，家族活动和家族意识的抑制缺乏根本的动力，不能不更多地依赖 行政措施。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愈来愈倾向于高强度的政治斗争手段。1963年5月，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农村“社教”，列出阶级斗争严重的九条表现，其中第三条即： 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 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的叮嘱下，某些农村出现的家族活动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加以严厉打击。及至“ 文化大革命”，则把村落家族文化的改造等同于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人民 日报》一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 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彻底批判。” 据此，村落家族文化自 然被归入“横扫”之列，进行无情的大批判、大扫除，把与家族文化有联系的有形物的残余 扫荡殆尽，不仅家族活动，甚至家族内祖先崇拜的祭祀都成为改造目标。
然而，主要依靠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依靠所有制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其作用从根本 上说是有限的，更多的只能是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外观形态，而不是消解其内在机制，终究 难以形成深刻的巩固的变革。合作化建立了超家族的新组织，村落家族的内在联系不过是被 人为地切断，实际上依然存在。社区生活的固定性又潜在地成为培育血亲关系的基地。人民 公社的组织更新同样没有有效地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其它特性。公社也没有改变人们的居住 方式，一定的群体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后代，村落家族的内在逻辑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 ”各种“左”的措施暴风骤雨般地震撼了村落家族文化，但这种震撼是强制性的，实际也是 相当表面的，村落家族的内在血缘秩序并没有消解，血亲关系仍然在悄悄地联结，一旦条件 允许，将会再度显现出来。“文化大革命”之后村落家族文化的复兴就是证明。
真正能动摇村落家族文化基础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村落家族主体上是一种经济形式，促 使其变化的因素固然有多种，但最终动力是生产力。村落家族文化绵延千年，且在漫长岁月 流逝中基本上依然如故，首要理由在于生产力水平低，物质力量微弱，社会难以聚集起足够 的能量冲垮村落家族的自然屏障。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这场改革中 轴的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尽管使家庭和家族的作用又趋活跃，带来了村落家族文化的部 分复兴。但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承包制以及其它改革所激发的生
综观毛泽东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不乏合理见解与积极效应，也有明显 局限与偏差所在。尽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是，无论成功与失败，毕竟都是孜孜以求改变 中国乡村落后面貌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艰辛的探索者留下了宝贵启示：变革村落家族文 化是一项相当艰巨也是一项相当长期的任务，必须竭尽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任何变革 都不应也不可能超出社会实际的发展水平。
139{11}{13}{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1、68、73 、31、33、589页。
235《毛泽东与中国农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0、80页。
67{1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276页。
8{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37页。
{16}《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17}《人民日报》199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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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效果不可否认。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消灭了地主阶级，打倒了族长， 村落家族文化失去了最主要的政治基础；土地制度改革，族田族产被没收，村落家族文化失 去了物质基础；社会制度根本转变，受统治的族员获得了政治权力，成为削弱旧式家族活动 的组织基础；社会体制在乡村居于主导地位，行政支配的手段大大增加，削弱了村落家族存 在的社会基础；超家族的集体经济组织取代了对土地基本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统一经营与集 中劳动的方式使家庭综合功能弱化，亲属和家族意识得以削弱；新文化观念以超家族的形式 不断传播，村落家族逐渐接受社会的主导价值和新文化，成为动摇家族秩序的重要条件。所 有这些，构成对村落家族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如何突破自然经济格局 促进村落家族文化消除这一关键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应该说，毛泽东也看到，村 落家族文化的变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 力。他曾经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 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 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转型?土地改革完成 后，基本思路仍然是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办法就是集体化。以统一经营、集 中劳动为基本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他择定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的优越性，在他看来， 不仅有如前所述的可以造成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种种直接冲击，更主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获 得迅速解放。于是，变革的途径首先不在于生产力，不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社会 再组织的进程，而是表现为一连串所有制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由于模式的单一 化，且在推进过程中的过急过粗过快，更由于模式本身存在诸多与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的问 题，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在公社化初期一度遭遇严重挫折。
生产力未能迅速发展，家族活动和家族意识的抑制缺乏根本的动力，不能不更多地依赖 行政措施。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愈来愈倾向于高强度的政治斗争手段。1963年5月，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农村“社教”，列出阶级斗争严重的九条表现，其中第三条即： 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 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 级斗争”的叮嘱下，某些农村出现的家族活动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加以严厉打击。及至“ 文化大革命”，则把村落家族文化的改造等同于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人民 日报》一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 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 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彻底批判。” 据此，村落家族文化自 然被归入“横扫”之列，进行无情的大批判、大扫除，把与家族文化有联系的有形物的残余 扫荡殆尽，不仅家族活动，甚至家族内祖先崇拜的祭祀都成为改造目标。
然而，主要依靠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依靠所有制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其作用从根本 上说是有限的，更多的只能是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外观形态，而不是消解其内在机制，终究 难以形成深刻的巩固的变革。合作化建立了超家族的新组织，村落家族的内在联系不过是被 人为地切断，实际上依然存在。社区生活的固定性又潜在地成为培育血亲关系的基地。人民 公社的组织更新同样没有有效地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其它特性。公社也没有改变人们的居住 方式，一定的群体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后代，村落家族的内在逻辑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 ”各种“左”的措施暴风骤雨般地震撼了村落家族文化，但这种震撼是强制性的，实际也是 相当表面的，村落家族的内在血缘秩序并没有消解，血亲关系仍然在悄悄地联结，一旦条件 允许，将会再度显现出来。“文化大革命”之后村落家族文化的复兴就是证明。
真正能动摇村落家族文化基础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村落家族主体上是一种经济形式，促 使其变化的因素固然有多种，但最终动力是生产力。村落家族文化绵延千年，且在漫长岁月 流逝中基本上依然如故，首要理由在于生产力水平低，物质力量微弱，社会难以聚集起足够 的能量冲垮村落家族的自然屏障。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这场改革中 轴的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尽管使家庭和家族的作用又趋活跃，带来了村落家族文化的部 分复兴。但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承包制以及其它改革所激发的生
产力的迅速提高，社会经济 的繁荣，市场机制的活跃，社会联系的加强，社会流动的扩大，深刻地改变着乡村的基本生 活格局，造成了从根本上有利于消解村落家族文化的力量，使村落家族文化发生着不可逆转 的内部机制的消解。
综观毛泽东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不乏合理见解与积极效应，也有明显 局限与偏差所在。尽管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是，无论成功与失败，毕竟都是孜孜以求改变 中国乡村落后面貌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艰辛的探索者留下了宝贵启示：变革村落家族文 化是一项相当艰巨也是一项相当长期的任务，必须竭尽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任何变革 都不应也不可能超出社会实际的发展水平。
139{11}{13}{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1、68、73 、31、33、589页。
235《毛泽东与中国农民》，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0、80页。
67{10}《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276页。
8{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37页。
{16}《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17}《人民日报》1996年6月1日。
《毛泽东与村落家族文化变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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