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的人格精神

想,忧人民之所忧,喜人民之所喜。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放在心上,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尽管为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仍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部队,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促膝交谈。仔细了解他们的疾苦,询问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及时把群众的意愿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他经常出现在人民群众遇到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的地方。1956年,当他得知因救灾措施不力,广西部分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后,沉痛地说: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或关心不够,那是不能容许的。1958年7月,在黄河出现特大洪峰的危急关头,他亲临黄河大桥工地,冒雨和工人们一起抗洪抢险。1961年5月,在灾情较严重的河北武安县,他同社员同吃一锅饭,就人民反感的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研究,并及时地向党中央提出了纠正“大跃进”偏差的办法。1966年3月8日和22日,邢台地区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周恩来在3月9日就赶到了灾区,他不仅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慰问,还鼓励灾区群众团结起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正是余震不断的时候。可他根本不管这些,迈开大步,跨越一条条尺余宽的地面裂缝,穿过一道道随时都可能倒下来的断壁残垣,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哪里有危险就在哪里出现。周恩来的行动,极大地教育了当地干部,鼓舞了受灾群众。灾区人民无不从他那里直接感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其次,表现在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周恩来在领导我国进行“两弹”、人造卫星试验过程中,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他经常对从事“两弹”研制工作的同志们讲: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国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做到了完成任务好,而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周恩来领导“两弹”试验,创造了第一流的工作业绩。这业绩,是他领导科技人员发扬对人民高度负责,对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结晶。

第三,周恩来是我们党内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典范。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在他看来,为人民出生入死,建功立业,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义务和本份。战争年代,在行军作战中,两身换洗的衣服,一床毛毯,几乎就是周恩来的全部“财产”。建国后,作为8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周恩来依然如此俭朴。他有一套睡衣在1950年买的,颜色都退光了,一直穿到逝世。一条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补了14块补丁,住院时,还把它当作枕巾,舍不得扔掉。他的膳食每餐只有几小盘炒菜和一碗汤,每次吃完饭,他总要倒点开水在碗里喝下去,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吃剩的菜,还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和毛泽东带头不吃鱼、肉、蛋,与人民同甘共苦。周恩来不仅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就是对国家制度规定范围内他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常常觉得这些待遇“过了”,而居之不安,尽可能降低标准,弘扬我国人民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他说:要“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②“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③进城后,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是大块方砖。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恩来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绝。有时下大雨,陈旧的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盛接雨水。周恩来时时处处总是以身作则做表率,哪怕一件小事也不例外。他给自己规定:凡是自己到医院治病,到剧院看戏,到公园散步休息……都算办私事,乘车要交费。每次都让司机将办私事乘车的里程记下来,按规定交钱,每月从自己的工资扣除,如司机忘了记帐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无论到哪里,周恩来都是反对前呼后拥,甚至不让工作人员事先通知有关部门。周恩来从不私收礼物。凡是送给他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外宾送给他的礼品,也如数交礼宾司,自己从不留下一样。

大家都记得周恩来晚年胸前一直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就是他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正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续。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干部,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继承先辈们所开创的事业,继承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四、周恩来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他那出众智慧、临危不乱,多谋善断的非凡决策和指挥能力上

翻开中国革命的史册,在每一个重大斗争回合中,周恩来都是力挽狂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周恩来在重大决策活动中不仅能够慎重稳妥地进行决断,而且还善于在极其复杂而又微妙的事态中驾驭事态的变化,显示了丰富的决策经验和临危不乱的决策胆略。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上,由于帝国主义的煽风点火,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两种不同的路线。有的人在会上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问题,矛盾实际上指向中国,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周恩来洞察帝国主义的阴谋,坚信团结反帝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团结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力排帝国主义对会议的干扰,调解某些与会国之间的分歧。4月19日轮到中国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又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

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还以确凿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令人信服地回答了所谓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欢迎所有与会代表亲自到中国参观,特别是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边境省份参观。周恩来最后热情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的发言博得亚非各发展中国家的称道。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进步人类的普遍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团结战斗的历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1971年“9·13”事件发生,林彪等人的阴谋败露后慌忙要坐三叉戟专机叛逃,周恩来获悉后,立即下达了限制飞机起飞的命令。当林彪等人强行坐机逃跑后,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将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控制,令李德生前往空军作战室进行指挥。当叛机在向蒙古方向逃窜,飞出国境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夜间发生的情况,说明了应付万一的准备。第二天,边防部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14日下午,周恩来获悉三叉戟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此时,周恩来已经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他在风云突变,斗争深入的复杂情况下,以其卓越的决策智慧临机决断、巧妙制敌,使全国避免了一场内乱。

五、周恩来的人格精神还体现在务实求真,明达磊落,睿智超群的气度,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不争功不诿过的自谦品德上

凡是和周恩来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深切体会到,他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可敬可亲的领导,而且是一位细心体贴、无微不至的长者。抗战时期,一批同志跟随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一到兰州,他不仅在政治上一再对大家作了耐心的关照,在人身安全上作了细致的布置,而且连一些生活上的细小事宜,也都一一考虑到了。正是从一句话、一件小事上,大家感受到了周恩来那炽热的情感,无私的心。所以,当他们顺利到达延安时,总难忘这段终生值得记取的旅行。于细微处见精神,为什么周恩来能获得所有人的尊敬,就是因为他居功不自傲,处处以礼待人,哪怕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充分体现了他虚怀若谷的崇高品质。

《试论周恩来的人格精神(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