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的复魅与祛魅——环境利益何以平衡
人类环境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强调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主体是人类，徒劳无益。人们总是更关心仅仅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所属群体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在人类整体环境利益面前，个人没有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但人类环境权论的解决方法是，国家强制公民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26 这种人类环境权论又倒向了环境义务论，实质上环境权否定说。
人类环境权论最终将环境权定性为“自得权”，是权利与义务合二为一的权利类型，并且也自己承认，这是一般法理学理论不能解释的。27 的确，权利主体和相应的义务主体集为一身的权利，是闻所未闻的。如果真的存在，人类能够不履行环境义务，也不享受环境权利吗？台湾学者叶俊荣认为环境权主体只能是个人，28 人类环境权论的反驳是，人人的权利之和不等同于人类的权利。的确这不等同，但是，人类的环境权利就能代表所有个人的权利吗？逻辑是一致的。人类环境权论认为，环境权主体是个人的观点，只是追求权利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权利的法理是否成立。然而，人类环境权论在自己创立的法理中是成立的，可是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二） 政策化的环境立法和执法
中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的基本内容是宣示国家的环境政策，规定政府各部门环境管理的职责，以及自然保护、防治污染的基本制度及其法律责任。尽管，后来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对这些基本制度有所发展，但是仍然没有超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框架。实质上，目前中国的环境立法的现状，典型地体现了环境公益的认识，即公民和企没有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只有法律规定的义务，最终使环境法蜕变成环境政策，难怪有的坊间人士主张用《环境政策法》代替《环境保护法》。
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主体的泛化，使环境法律成为环境行为选择规则之一，而不是必须遵循的规范。法律文本效力并不在于是否具有内在效力，而在于社会成员的普遍承认，否则只能成为具文。29除此之外，当政策与法律相吻合时，法律规范即使得不到认同，也会获得效力，但这本质上是政策的实施，而非法律的执行。中国环境执法的不利局面，一直被归咎为，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缺乏环境执法的积极性。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中国的环境法律主要规定了政府管理企业的权力，即只是强调环境保护义务，而环境利益则想当然地被认为是公共性的，公民和社会没有要求良好环境状况的合法地位，环境执法的效果仅仅依赖政府的主观意愿。这才是地方政府殆于执法的真正原因。因此，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行为，仅仅是表演给中央政府，环境执法也就演变成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执法形式也就成了运动。例如，针对淮河流域的严重污染，1998年1月1日的“零点行动”，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一控双达标”行动。可见，中国的环境执法已经变成了中央政府强行推进的执法运动，这不能不令人质疑中国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事实证明，这种运动式执法是失败的。对淮河的运动式治理收效甚微，淮河流域的水质污染程度严重反弹，600亿资金付诸东流。实际上，“零点行动”当时就是失败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中央的达标要求，工厂全部停工，不准排污，甚至用自来水冲洗河道。30 但是，执法检查之后，地方政府又故伎重演，默认企业大肆超标排污。环境公益浸淫下的环境立法与执法痼疾深重。
三 区别的环境利益
强调环境利益的公共性，掩盖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环境利益。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区之间在环境利益上的冲突，不同的地方政府都以环境公益的名义进行环境管理，但却不能阻止破坏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二是，对于全国享受的环境利益，地方政府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责任，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出现了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失衡。
（一）环境藩镇割据
中国环境执法的权限除了少数事项外，31 都由地方政府负责。32 对于跨界资源的开发和跨界污染的防治，这种管理体制的作用微乎其微，不同区域完全不能合理分配共同资源，更不能公平承担环境损害，形同藩镇割据。这种割据状态首先是跨界水资源的无序利用，其次是跨界污染防治的制度缺失。
中国跨界水资源的利用，由非正式安排向正式制度转变，开始于1987年，国务院向黄河流域11省（区）下发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确定了向沿黄各省计划分配水资源的制度。1988年颁布的《水法》，确认了这一制度，并且沿着这一思路，规定省级以下的地方区域的用水，由上一级政府的水利部门批准，33 2002年修订的《水法》保留了这一制度。34 这种计划分配方法固然初步解决了跨界水资源利用的无序状态，但是仍然存在重大缺陷。
首先，各区域可获得的水量处于不确定的博弈状态。在水资源的计划分配制度下，地方各区域可获得的水量依赖上级政府的供水计划。而供水计划的依据则是水的供求现状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供需协调。35 可见，地方能够获得的水量比例，取决于地方的需要。在这一供水计划内，发展的用水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在下一个计划中获得更多水量份额的机会就越大，这是地方政府要求多分配水量的重要砝码。尽管存在各区域之上的管理机关，但却不能避免水资源这一“公地”的悲剧。所有地方区域都竞
《环境法的复魅与祛魅——环境利益何以平衡(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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