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再确立及其意义

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四人帮”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

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与再确立及其意义(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