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对这一论题下三部思想史著作的简要评介

为至少存在两个局限：第一，刘禾所倡导的思想史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关注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以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其对应中的虚拟对等是如何设定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出于何种话语实践的目的？此种话语实践又与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11]也就是说，刘禾的研究是以新词语、新意义和新话语为切入点和关注重心，而这种视野本身就设定了它的局限。举例来说，如果要研究某一种西方理论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传播与影响，仅仅关注这一理论的某个或几个核心概念，很容易犯化约论的错误。换言之，刘禾的主张有一种把思想史问题化约为语词意义的历史建构问题的倾向。第二，刘禾过分强调了语言之间的不可互译性。如果语言之间存在绝对不可互译性，那么思想史的写作就是不可能的了。另外，刘禾还忽略了这种不可互译性的程度可以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和译体语言自身的演变而逐渐消减。

    无论如何，刘禾所提示我们的新的研究取向是有意义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她提醒我们："这种互译性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和冲撞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对西方文化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又产生了怎样的认识论上的重大后果？"[12]这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通常我们总是关注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我们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而忽略了这种文化交换活动对于我们重新认知传统又有怎样的提示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史华兹的著作再一次彰显了它的理论深度。实际上，史华兹研究严复还有一层很深的用意就是借助严复这样一个外来文化观察者的敏锐眼光来反思西方传统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史华兹的严复研究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结论上已经站不住脚，但仍不失其名著的思想启迪作用。

    注释：
    [1] 墨子刻指出，在七十年代以前，这个论题为学术界所忽略，当时基本认为，思想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与传统有连续性。但七十年代以后，关于儒家传统对清末开明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开始被学者们重视，如吕实强教授和王尔敏教授，以及李泽厚都注意到这种连续性。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iv，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2]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页7－18，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3]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vi-v，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4] 弥尔自己对自由的强调本身也还是有工具主义的倾向的。这种工具主义的论述给他的自由主义带来了困境：若是这种工具主义的效用不存在，则自由的价值是否还存在？参见伯林对弥尔的批评：伯林：《两种自由概念》，页207-208，载于《公共论从》之《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1995年。
    [5]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vii，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6]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页30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7] 黄克武显然了解刘禾在其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里所提到的"被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但由于下文提到的两个原因，黄克武所采取的研究法与刘禾还是有重要的区别的。 
    [8]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6，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9]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7，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0]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3－序4，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1]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7，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2]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页序5，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对这一论题下三部思想史著作的简要评介(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