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精神”

托邦式幻想的最后阶段，他们注意到这种新劳动力团体的自由来源于牺牲保障意识，资本主义第二种精神更加固定的职业道路提供了这种保障。作为一部分补偿，他们勾画了一种参与连续项目的生活方式，这以一种“个人资本”的形式继续提高了一个人的“受雇能力”。资本主义新精神的脆弱性在这里得以展示，比如这本书提到它过于强调了荣誉问题－－正直、真挚、忠诚等等：通过欺骗和机会主义展示了个人化。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继续展示了这种新兴制度中新道德框架的一种模式，它的理想形象是一种游牧式的“网络延伸者”，这种延伸轻而易变，包容了差异和矛盾心理，使人们的愿望现实化，不拘礼仪而且友善，与财产没有固定的关系－－因为租用和并非绝对的所有权代表着未来。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60年代末期自由和传奇式的趋势联系在了一起。　

    70年代末，在《新哲学家》发表激烈的长篇演说反对共产主义时，一种悄然无声的反革命正在进行，慢慢地改变着一线工人力量的平衡。这是企业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1981年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反过来加速了该进程，如1982年到1983年的奥鲁克斯（Auroux）法案，本以为把工资的讨价还价移至车间一级会加强工会的力量，实际上却帮助雇主们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而行政管理学的经济学家们则加强了竞争的通货紧缩，过去“五月运动”的思想精英都成为了商业顾问。正如其他左翼人士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不足为信一样，过去的激进分子将“艺术批判”所保留的东西硬是用来帮助雇主们进行各种创新－－自然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名义，但因此也是反资本主义的。　

    然而，在那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并不能占据批判的全部空间。正当阶级这个词从大量话语中消失时，社会排斥这个主题作为一种相对中性的概念代替了它。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描述了人道主义者的冲动导致新社会运动的轨迹，这些新社会运动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不温不火的”复苏，比如，近年来普通百姓的协调配合使罢工增加；无产者的运动－－那些“没有”现代生活必需品、没有家也没有工作的人的运动；或者自治的SUD联盟。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当时时代的忠实反映。它们没有再现工人运动的传统结构或实践，而是表现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网络形式“形态上的相似性”：弹性、对特定项目的关注、围绕特定行动进行的及时评论、构成的异质性以及对成员的数量和形式漠不关心等等。　

    那么，这本书得出的政治结论是什么呢？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排斥”这个词太脆弱，以至于无法提供一种抵制这种体制的持续基础。相反，所需要的是一种适合于联系主义者（connexionist）观念的剥削新概念，作为攫取剩余价值的新形式，这种新概念将一个行为者的流动性与另外一个人的固定性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结果是剥削关系的激增：“金融市场与国家相对立；金融市场与公司相对立；跨国公司与国家相对立；大型订单供应商与小型转包商相对立；世界专家与企业相对立；企业与临时雇员相对立；消费者与企业相对立。”正是沿着这些交织成网状的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即将复兴。艺术批判也不应该屈从于当今社会与根深蒂固的秩序的联系。不断上升的失范性自杀率与萧条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性的象征。可靠性（authenticity）观念经常被（布迪厄、德里达或德勒兹等思想家）贬低为一种价值观，但是，这个观念能够而且也应该被市场从商品化中解放出来，而没有回复到保守主义。新资本主义精神需要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组合，它能够将对团结和正义的要求与那些对自由和可靠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新精神”本身就是对其主要资料的某种潜在促进。管理方面的书籍所使用的管理样本相对来说较少，而且没有将本地的和翻译过来的著作进行区分，也没有讨论相对的销售量或突破情况。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些文献给法国整个社会带来的总体影响，没有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它可能会对经理人员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然而，我们却不会认为，工人－－甚至是在那些“亏损”的新企业中的工人－－真正接受了这种精神。《新资本主义精神》缺乏任何可以比较的尺度，这也是事实。毕竟，解除金融管制、生产的弹性化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都不是局限在法国。　

    实际上，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根本没有注意到英语国家人士（Anglophone）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既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主要结构变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必定怀疑他们是不是高估了“五月运动”及其余波在他们的因果解释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在一些重要方面显然是过多地取决于地域的特征。但是，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依然有贬低体制压力的嫌疑，而过于重视国家和混合变量。知道90年代中期以来的管理书籍（它们的样本主要来自1989年至1994年）是否继续影响到相同的“批判性”解释或者知道全球积累的压力是否已经导致越来越直接的攻击性和好战的比喻将是非常有趣的。　

    从理论上讲，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以前的合著由于恰当地拒绝了布迪厄学派代表的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和谴责的毫无想像力的修辞，适当地考虑了行动者本身的信念和判断力，而不是把它们归入错误意识范畴，所以有时候受到人们的欢迎。由于受到最好的共产主义者哲学家－－沃尔泽和泰勒－－以及受到“深入人心”的微观经济学的支持，这将成为一种能够将正义的利益和市场的逻辑调和起来的新社会学。很明显，与《论正义》相比较，《新资本主义精神》是一部更激进的著作。但是，这本书所使用的许多理论工具仍然是前者的继续，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令人满意的联接。然而，它们共有的是作为不同逻辑和规范之间达成妥协的地方，并因此成为社会压力和规范之间达成妥协的地方的国家概念。正是这个概念使得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可以那么集中地关注企业层次的微观变位，深层次探究传统的社团主义者安排和福利制度，并因此而可以认为司法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是消除网络资本主义无限制发展的一剂良药。他们认为，那种改革的主体和参与者可能包括高层官僚、经理人员甚至开明的资

本家。很明显，这就是抛弃现实主义意识的任何实用主义的局限性所在。

《新“资本主义精神”(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