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精神”

政治上，法国在政府层面上正沿着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的方向发生着转变。若斯潘政权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廉价出售的公共财产超出了朱佩政府名义下的财产），控制并削减了社会开支。而在英国，充满恶意的内部争端使得右翼党派陷入瘫痪，因此官方政治舞台上缺少有效的反对派。但是，理智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力度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虚弱。公开拥护惟一思想的现象如今已经变得愈加少见。不满和急躁而且令人费解的愤怒成为一种普遍观念，该观念在一系列出版物中得到了表述，因此这些出版物大有市场。出版商们非常惊讶地发现那些公开谴责自由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弹性、贫穷和不平等的书籍十分抢手。　

    迄今为止，由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 Chiapello）编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出现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一件事。这部巨著是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结合－－一次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分析，一次社会历史的叙述，一篇政治经济学的评论，以及一项已经得以实施的大胆倡议。作为两个经验丰富的集会发动者，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夏佩罗引导读者对过去的30年进行了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旅行。每次，在有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因其一个粗略的概括或草率的简述而偏离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都熟练地以一个机敏的限定或一种全新层次的概念化扭转了车轮。这本书被普遍认为将成为经典之作。　

    博尔坦斯基－－与布迪厄处在同一时期并曾经与之共过事－－是一位社会学家，他第一次为大众所瞩目是因为他与洛朗·泰弗诺（LaurentThévenot）合作出版了《论正义》一书，该书非常细致而且有时深奥地研究了人们把对正义概念天生不同的理解引入到他们同社会关系和对象世界的际遇中。夏佩罗是一所商业学校的一位年轻讲师，他的第一本书讲的是艺术家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一位颇有建树的社会学家和一位年轻的管理学家并没有明显地联合起来强烈地批评当代资本主义。而这却正是《新资本主义精神》所要传递的思想。　

    该书一开始就力陈愤慨和困惑。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恶毒形式（他们称之为“联系主义者”或“网络”变量）已经顺利而且毫无察觉地设法将自己安插到了法国内部，比从前更加灾难性地影响着公共生活结构，既没有受到预期的批判性关注，又没有受到反对派力量有组织的抵制，这些反对派以前是如此的精力充沛，而现在却成为毫不相干的人或者变成了啦啦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命运的安排，当时正赶上1968年5、6月间大规模反对戴高乐主义政体的运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存在着导致愤怒的四个可能因素：1要求自由；2排斥虚假；3拒绝利己主义；4饱受煎熬的结果。在19世纪晚期玩世不恭的社会环境中能找到其中前两个因素的经典表述：他们称之为“艺术批判”。而后两个因素则通过传统的劳工运动集中地表现出来，被称为“社会批判”。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两种批判的形式从一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既联系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互相关联着，其方式包括从联合到对抗。在法国，1968年事件和其后果导致了两种批判的联合，诸如巴黎的学生们发动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罢课。这次对资本主义秩序挑战的力度非常强大，以至于资本主义秩序起初不得不对社会的要求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同意提高薪水并改善工作环境。但渐渐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艺术批判开始分裂。社会批判随着法国共产主义的演变和衰落逐渐变得虚弱，而且法国雇主们在企业没有恢复秩序或急剧下滑的生产水平没有回升的前提下越来越不愿意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另一方面，在CFDT（原来的天主教交易协会联盟）中自由论者和激进左翼团体所提倡的艺术批判却随着“自治潮流”变得异常活跃。为了反对官僚作风、资产阶级伪善和消费者遵从论，他们大力鼓吹富于表现的创造力、易变的身份、自治和自我发展等价值观。　

    但资本主义常常依赖对现状的批判来提醒自己注意其当前的形式在任意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并且在其内部发掘用以压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提高收益水平的治病良药。公司开始重新组织生产过程和工资合同，他们准备利用即使是最不适宜的周边环境。灵活的劳工制度、转包合同、团队工作、多任务和多技能、“平面”管理－－所有这些都是所谓“倾斜资本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的特征－－就是其结果。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这些基本变化并不是简单地对企业内部权力和经济内部收益率出现危机的反应，尽管它们也确实是一些反应。它们也反应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艺术批判过程中所暗含的需要，以非常适合积累的方式将这些需要结合在一起，并消除了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威胁。　

    在韦伯主义方式中，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受“正式通过和平方式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需求”驱动的一种制度，从根本上讲，这是荒谬而且无从区别是非的。物质的动因和高压政治都不足以调动使该制度运作起来所必需的大量人民－－他们大多几乎没有机会获取利润，而且大多只负有很低层次的责任。所需要的是能将个人通过参与而获得的利益与某种共同利益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传统的政治信仰－－在这种秩序下获得物质上的进步、它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效能、在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之间的亲和力－－引用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话说就是太普通太固定了，无法激发真正的忠诚和参与。相反，所需要的是真正能够包含集体层面－－与某种正义概念或共同利益相一致－－和个体层面的动因。为了能真正理解这种制度，正如管理者们不能不做的那样，必须满足两种潜在对立的渴望：对自治的渴望（那就是令人鼓舞的对于实现自我和自由的全新前景）和对保障的渴望（那就是所获利益持久性和世代相传性）。　

    “新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标题就是暗指韦伯对于新教徒伦理最高境界的研究。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种成型于19世纪。它的主要代表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拥有冒险、做投机生意和革新能力的工厂主。然而在世界大战时期，人们觉得这种形式的“精神”变得比较过时。于是，在1930到196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新代表－－大型、中央集权、官僚化公司中英雄式的领导者。年轻计划者的梦想开始是要通过长期的计划和理性的组织并结合着自我实现和保障来改变世界，比如策划通过一种计划好的事业结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1968年的危机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给予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种形式的“精神”受到怀疑的理由就是，陈旧而且独裁主义的幻想越来越不适用于现实（不再是一种稳定事业或个人前程等等的一个有力保障）。为了动员充足的人力资源以确保其继续存在并扩张下去，这种制度现在需要第三种“精神”。　

    感召力、想

像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成为新领导者的理想特点－－像比尔·盖茨（是西雅图抗议者愤怒的主要目标）这样穿着普通而且冷峻的资本家，他们拒绝用官僚权威人士的正式服饰来包装自己。因为在“自由化的公司”里，控制已经内在化在每个雇员身上，这些雇员“分享其领导者的梦想”，而在顾客身上外在化（“客户就是上帝”）并且成为竞争的压力。质量控制和设备维护的一体化任务提高了个人的经验和自治，并且克服了泰勒式设计和执行的分离。“信任”成为实质上没有老板的世界的普通润滑剂，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正在进行的“项目”来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并且有机会使他们自己的美梦成真。　

    新管理学作者部分地接受了这种乌

《新“资本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