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
种超越的文化视点，使毛泽东敢于在1920年7月宣称：“彻底些吧，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接着他不无深情地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在毛泽东心目中，新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社会、新文明。毛泽东之所以将俄罗斯看作新文化的小花，就在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不同于封建社会，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和超越，因此在对它的前程表示担忧的同时，又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这样的文化选择，其结论就一定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改造中国与世界”还原为现在的政治语言，就是既要反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要反对世界的资本主义，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俄罗斯式的新国家。按照这样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毛泽东一接触到作为资本主义文明叛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便被深深吸引住，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是极自然的事情了。
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注：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6章。）。只要将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在《学生之工作》中的新村计划与《大同书》部分内容相比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少年毛泽东生活于农村，对于剥削压迫深有感触，并且喜读《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于农民起义、打富济贫的故事极有兴趣，这更会强化毛泽东对于大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大同理想作为一种追求绝对善美的乌托邦，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成为早年毛泽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似，也使毛泽东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年毛泽东正是用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的。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写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
其次，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夏天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新军。应该说毛泽东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对这场革命抱有极大热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则使毛泽东极度失望。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社会一切如旧，甚至更坏。封建皇权的崩溃，并没带来新社会的生机，反而是武人争雄，战争连年。孙中山曾感慨辛亥革命只“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大小军阀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绝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像鲁迅先生的“消沉”一样，许多人都陷于无路可走的苦闷傍徨之中。毛泽东也不例外。
联系到毛泽东厌恶资本主义文明、以大同为鹄的心态，他对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不以为然则是极正常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就是这样一条不尽人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上还走不通。这更强化了毛泽东对超资本主义理想的追求，它终于落脚到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后来表述得非常明白：“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0-1471页。）
如果说以上两个问题是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社会现实来探讨超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原因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企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理想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世纪性的思潮。不仅被侵略、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此，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诅咒。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时，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同时涌入。在这里，绝不能将西方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划等号。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吸取的也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为中国人所瞩目和乐道。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想中，其正牌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很多，且没有多少市场。而在中国极有影响的那些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
明于此，也就明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常常举足不前的内在根源，而不会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的“保守”；明于此，也就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一听到十月革命的炮响，对同样是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产生蓦然回首之感，不仅不再保守，而且奋不顾身。
综上所述，超资本主义精神既根植于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和对资本主义仇视的民族情绪，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对自身某种文化传统的认同，它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刻所独具的超越意识和宽广襟怀。这种超越精神，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有着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是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熔铸而成。它是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积极应答，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并汇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从而变成了中国古老文明传统更新的一种形式和过程。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由此，毛泽东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从民族解放走向了人类解放。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抱负，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胸怀，我们民族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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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这种超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情感态度和理性认识之上的。此外，追溯这种精神的成因，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早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的价值尺度有关。这个价值尺度就是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大同理想。富足、平等、和谐、宁静的大同思想，早在两千年前就已产生。它一方面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伊甸园，同时，历代农民起义又不断用斗争和实践来表达对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它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自幼熟读经书的毛泽东说来，这一理想对他有着那样大的感召力：“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社会越动荡，对于这一理想的追求就越执着。本世纪初康有为的《大同书》更将这理想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描述：“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治众平，爱出生，至极乐”（注：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6章。）。只要将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在《学生之工作》中的新村计划与《大同书》部分内容相比较，前者几乎是后者的翻版。少年毛泽东生活于农村，对于剥削压迫深有感触，并且喜读《水浒》之类的小说，对于农民起义、打富济贫的故事极有兴趣，这更会强化毛泽东对于大同理想的信念和追求。
大同理想作为一种追求绝对善美的乌托邦，有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一方面成为早年毛泽东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形似，也使毛泽东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年毛泽东正是用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的。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写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
其次，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关注时事，常看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曾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夏天带头并发动同学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武昌起义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新军。应该说毛泽东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对这场革命抱有极大热望，但辛亥革命的结局则使毛泽东极度失望。
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社会一切如旧，甚至更坏。封建皇权的崩溃，并没带来新社会的生机，反而是武人争雄，战争连年。孙中山曾感慨辛亥革命只“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116页。）大小军阀都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的利益，绝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化为泡影。对于辛亥革命的失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像鲁迅先生的“消沉”一样，许多人都陷于无路可走的苦闷傍徨之中。毛泽东也不例外。
联系到毛泽东厌恶资本主义文明、以大同为鹄的心态，他对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不以为然则是极正常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就是这样一条不尽人意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上还走不通。这更强化了毛泽东对超资本主义理想的追求，它终于落脚到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样的心路历程，毛泽东后来表述得非常明白：“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0-1471页。）
如果说以上两个问题是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社会现实来探讨超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原因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企望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理想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世纪性的思潮。不仅被侵略、被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此，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诅咒。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思想文化涌入中国时，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同时涌入。在这里，绝不能将西方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划等号。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吸取的也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而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尤其为中国人所瞩目和乐道。五四前后涌入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想中，其正牌的资产阶级思想并不很多，且没有多少市场。而在中国极有影响的那些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
义等等，尽管它们不“科学”，但其锋芒是指向资本主义的，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叛。早年毛泽东超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世纪性思潮影响的结果。例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外来思想，毛泽东不仅受到影响，有的还躬身践行。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所用的思想武器基本上就是这些思想。
明于此，也就明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时常常举足不前的内在根源，而不会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的“保守”；明于此，也就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一听到十月革命的炮响，对同样是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产生蓦然回首之感，不仅不再保守，而且奋不顾身。
综上所述，超资本主义精神既根植于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和对资本主义仇视的民族情绪，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认识和对自身某种文化传统的认同，它体现了一个具有自成一系的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刻所独具的超越意识和宽广襟怀。这种超越精神，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有着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是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熔铸而成。它是中华民族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挑战的积极应答，是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并汇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从而变成了中国古老文明传统更新的一种形式和过程。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由此，毛泽东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从民族解放走向了人类解放。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抱负，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胸怀，我们民族的抱负。
《青年毛泽东的超资本主义精神倾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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