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的兴起[1]

局外地来观赏热情，来观察热情所表现的一切美妙，而他们自己却不动感情，有如奥林匹克的神明一般。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也许荷马、索福克里斯与亚里士多德是这样，但是对那些直接间接地接触了巴库斯和奥尔弗斯的影响的希腊人，情形就确乎不是这样的了。爱留希斯的神话构成了雅典国教的最神圣部分，在爱留希斯，有一首颂歌唱道：　
    你的酒杯高高举起，　
    你欢乐欲狂　
    万岁啊！你，巴库斯，潘恩。你来在　
    爱留希斯万紫千红的山谷。　在幼利披底的《酒神》里，酒神侍女的合唱显示了诗与野蛮的结合，那与静穆是截然相反的。她们庆贺支解野兽的欢乐，当场把它生吃了下去，并且欢唱着：　
    啊，欢乐啊，欢乐在高山顶上，　
    竞舞得精疲力尽使人神醉魂消，　
    只剩下来了神圣的鹿皮　
    而其余一切都一扫精光，　
    这种红水奔流的快乐，　
    撕裂了的山羊鲜血淋漓，　
    拿过野兽来狼吞虎噬的光荣，　
    这时候山顶上已天光破晓，　
    向着弗里吉亚、吕底亚的高山走去，　
    那是布罗米欧在引着我们上路。　（布罗米欧是巴库斯的许多名字之一）。酒神侍女们在山坡上的舞蹈不仅是犷野的；它还是一种逃避，是从文明的负担和烦忧里逃向非人间的美丽世界和清风与星月的自由里面去。他们以另一种不很狂热的情调又唱道：　
    它们会再来，再度的来临吗？　
    那些漫长、漫长的歌舞，　彻夜歌舞直到微弱的星光消逝。　我的歌喉将受清露的滋润，　我的头发将受清风的沐浴？我们的白足　
    将在迷朦的太空中闪着光辉？　啊，绿原上奔驰着的麋鹿的脚　
    在青草中是那样的孤独而可爱；　被猎的动物逃出了陷阱和罗网，　
    欢欣跳跃再也不感到恐怖。　然而远方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有声音，有恐怖，更有一群猎狗　
    搜寻得多凶猛，啊，奔驰得多狂猂　
    沿着河流和峡谷不断向前——　
    是欢乐呢还是恐惧？你疾如狂飚的足踵啊，　
    你奔向着可爱的邃古无人的寂静的土地，　那儿万籁俱寂，在那绿荫深处，　林中的小生命生活得无忧无虑。　在拾人牙慧地说什么希腊人是“静穆的”之前，你不妨想想假如费拉德尔斐亚的妇女们也是这样的行径吧，哪怕就是在欧根·奥尼尔的剧本里。　
    奥尔弗斯的信徒并不比未经改造过的巴库斯崇拜者更为“静穆”。对于奥尔弗斯的信徒来说，现世的生活就是痛苦与无聊。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这绝不是那些能感到生命是轻松愉快的人的观点。它更有似于黑人的灵歌：　
    当我回到了老家，我要向神诉说我的一切的烦恼。　
    虽非所有的希腊人，但有一大部分希腊人是热情的、不幸的、处于与自我交战的状态，一方面被理智所驱遣，另一方面又被热情所驱遣，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那种顽强的自我肯定力。他们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是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当他们伟大的时候，正是热情与理智的这种结合使得他们伟大的。单只是热情或单只是理智，在任何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有如希腊人所做过的那样。他们在神话上的原始典型并不是奥林匹克的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带来了火，却因此而遭受着永恒的苦难。　
    然而、如果把它当做全体希腊人的特征时，那末上文所说的就会和以“静穆”作为希腊人的特征的那种观点是同样的片面性了。事实上，在希腊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并且是对获得多种多样事实的知识感到兴趣的。希罗多德就代表后一种倾向；最早的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如此。贝洛赫（前引书，第１卷，第１章，第４３４页）描写奥尔弗斯教说道：“但是希腊民族是非常充满青春活力的，它不能普遍接受任何一种否定现世并把现实的生命转到来世上面去的信仰。因此奥尔弗斯的教义始终局限于入教者的相当狭小的圈子之内，对于国教并没有任何一点影响，甚至于在象雅典那样已经在国家祭祀之中采用了神秘教的祭礼并且使之获得法律的保障的地区，也是没有一点影响的。整整过了一千年之后，这些观念——当然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神学外衣之下——才在希腊世界获得了胜利”。　
    看起来，这似乎是过分的夸大，特别以对于饱和着奥尔弗斯教义的爱留希斯神秘教为然。大致可以

说，具有宗教气质的人都倾向于奥尔弗斯教，而理性主义者则都鄙视它。我们可以把它的地位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卫理教派相比。　
    我们多少知道点一个有教养的希腊人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什么，但是在他的早年从他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我们就知道得很少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希腊女人是与男人们所享受的文明隔绝开来的。即使在其全盛时代，无论有教养的雅典人的明确的自觉的心理过程是怎样地理性主义，然而他们似乎从传统中、从幼年时代起就保存着一种更为原始的思想感情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在严重的关头很容易占优势。因此，简单地分析希腊的面貌就会是不恰当的了。　
    宗教，尤其是非奥林匹克的宗教，对于希腊思想的影响，直到最近才被人们所充分地认识到。有一本革命性的书，哈里逊的《希腊宗教研究导言》，着重指出了普通希腊人宗教中的原始的成份与狄奥尼索斯的成份；康福德（?E．Ｍ．Ｃｏｒｎ?eｏｒｄ）的《从宗教到哲学》一书，力图使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们注意到宗教对于哲学家的影响，但是这本书中的解释，或者这本书中的人类学，却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完全作为信史接受的。我所知道的最公允的叙述要算是约翰·伯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尤其是第二章：《科学与宗教》。伯奈特说，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席卷了全希腊的宗教复兴”，同时，历史舞台也从伊奥尼亚转到了西方。他说，“大陆希腊宗教的发展与伊奥尼亚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特别是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那是从色雷斯传来的，荷马诗歌中仅不过是提到而已——包含着一种萌芽中的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全新的观察方式。把任何崇高的观点都归之于色雷斯人本身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毫无疑问，对希腊人来说，天人感通的现象提示他们说灵魂决不止于是自我的微弱的复本而已，而且唯有在‘灵魂脱离肉体’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它的真正的性质。.....

《希腊文明的兴起[1](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