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包拯法律思想述评之一
本：“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蟊，则俗阜而财丰，若蟊原不除，治道从何而兴哉！”（《请置鹿皮道者》）实践中他不惧权贵，执法如山，即使是仁宗出面执意庇护的张尧佐，他亦再三弹劾，终将罢官，表现出他道不从君的凌然气节。由此见，包拯力主中正执法，包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要求力矫政治的黑暗、力除官场的腐败、力整吏官的混乱、力伸封建正义，以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强壮国力，抵御外侮，挽回当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颓势，实现建立在封建人伦秩序基础上的理想社会，恢复封建社会上升时期那种昂扬勃郁的社会气象。
三
对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我们还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以正确认识包拯这一思想的主观导向与客观社会导向的错位现象。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拯高扬的“中正”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深深地打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中正”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亦无法真正实现一样，法律不可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需要对包拯的“中正’观念作具体的分析。《吕刑》所提出的“中正”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西周时代决难实现自不待言，包拯所高扬的“中正”亦浸透着儒家传统的“礼治”精神，孔子提出“为国以礼”其实质是把“礼”作为维护上下等级秩序的工具和实行封建剥削的保证，孔子把“中”作为实践“礼”的行动准则，他所说的“允执其中”○3其实就是要寻找矛盾对立双方的连结点，但又侧重于保存旧有的秩序。这就说明儒家传统的“礼治”其实质就是要推护金字塔式的封进人伦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如果说“立君为民说”在先秦儒家学说中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到封建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的宋代，“君养民说”则已成为不可非议的信条， 君为民之父母便是这种信条的温情的表现。于是，诸如“养民如子”、“民之父母”遂成为口头弹，殊不知如此温情脉脉的“歌德”其实是封建奴性、封建压迫最集中的体现。包拯生于其时，自然也免不了时代的偏见，他一方面认为“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言陕西盐法》)，另—方面又说“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古之圣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以万务之无极也，一统于上，岂可以思虑尽之邪！”({论取士})士大夫尚且为“重畜”，普通百姓的地位又何待言之！很显然，包拯主张恤民、安民，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社稷的延续，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秩序，其高扬的“中正”也就充其量不过是封建法律的“中正”，其中固然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闪烁着民本的光辉，但对君主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作用。包拯的“中正”观念乃是奉献给君主的—付清醒剂。如果君主能明乎此，只会增强他们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如此有限的“中正”堂而皇之地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压迫合理化、法律化，其阶级本质在此表露无遗。既然无“中正”之法，又何有执法之“中”?这就不难理解显现在包拯身上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不畏权贵，力主官民同罪；—方面又创设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连行刑的方式亦毕现出官民的不平等，封建等级的森严，中正执法又何从谈起?
其次，包拯所主张的“慎罚”亦有着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他力主对“犯上作乱”者严惩不贷。虽然如前所述包拯时时呼吁统治者要简刑慎罚，“宽民利国”(《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但每当遇到谋反叛逆之举或山泽间“盗贼”之乱，他就顿改温情的面目而主张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庆历四年，保州城内兵士杀害官吏，举兵叛乱，后经朝廷招降，叛首韦贵开城受降，事平后，朝廷宣命韦贵充岳州监税，包拯对此愤愤不平，屡次奏章乞请重断，其云，“韦贵当兵士构叛之时，不能死节，为其戎首，同恶相济，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诏谕，方且开门纳款，今若酬其后效，特贷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致之刑辟，允为得宜”(《乞断韦贵》)。且不论保州事变的因缘，但就包拯对叛逆之臣的深恶痛绝，欲流欲杀便可足见其对君主、社稷的耿耿忠诚，简刑慎罚的一贯主张在这里不见了。再如庆历年间，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等地旱潦相继，灾害频仍，民食艰阻，“盗贼”蜂起，各州县擒捕不力，包拯甚为忧虑。为了更有效地平定“盗贼”，他主张对待“盗贼”必须“速行处置”，“应有盗贼，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少涉弛慢，并乞重行朝典”(《请速除京东盗贼》)在这里，为民请命变成了为民请杀，为什么他对许多实为饥民的“盗贼”如此痛恨呢?原来他认为：“况今国用窘急，民心危惧，凡盗贼若不即时诛灭，万一无赖之辈相应而起，胡可止焉！”(同上)他“切恐结集转多，为患不细”(《请差京东安抚》)。在这里，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危，而不是饥民的哀啼；注重的是君主的大柄，而不是遍野的饿殍。虽然他也有陈州粜粮的义举，但那只是对顺民的哀悯和施舍，以防止饥民造反为目的，一旦顺民变成了逆民而“犯上作乱”，．那就“不可不速行处置也”(《请速除京东盗贼》)其根本立场是毫不含糊的，绝无半点简刑慎罚的温情，“慎罚”的局限性于此显见。这足以说明包拯是统治者的“重畜”，是地主阶级的贤臣，至多不过是属恪封建礼教的民之“父母”，而决不是民之领袖。如清代何良俊评价海瑞所说“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4
笔者无意于以抽象的思辩来否定包拯“中正慎罚”的进步意义，因为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包拯的主观导向和客观社会导向之间的错位现象。尽管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主观导向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如马克思所说：“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5，但在客观上，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农民，面对的是沉重的科率差役，残酷的刑罚制度，横行的地主恶霸，枉法的官府衙门，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主张“中正慎罚”的包拯毕竟给近乎绝望的农民以些微的希望和蔚藉，他们期望统治者能稍微“公正宽容”些，从而不致于使他们落入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境地，因此包拯才有了后来的高大形象。同时，包拯主张“中正慎罚”并提醒统治者须“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书端州郡齐壁》)，告诫统治者不可暴力过头，刻剥无限，以免水激
总之，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包拯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方能避免因时代变迁形成的偏见―过份拔高或过多贬抑，使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一恰当地位。
[注]
①包拯语均据《包拯集编年校补》，黄山书社1989年版，文中仅出篇名
②《荀子.臣道》
③孔子《论语.尧曰》
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5
（本文原载《学术界》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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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我们还应作具体的阶级分析，以正确认识包拯这一思想的主观导向与客观社会导向的错位现象。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包拯高扬的“中正”观念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深深地打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超阶级的“中正”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这正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亦无法真正实现一样，法律不可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需要对包拯的“中正’观念作具体的分析。《吕刑》所提出的“中正”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的西周时代决难实现自不待言，包拯所高扬的“中正”亦浸透着儒家传统的“礼治”精神，孔子提出“为国以礼”其实质是把“礼”作为维护上下等级秩序的工具和实行封建剥削的保证，孔子把“中”作为实践“礼”的行动准则，他所说的“允执其中”○3其实就是要寻找矛盾对立双方的连结点，但又侧重于保存旧有的秩序。这就说明儒家传统的“礼治”其实质就是要推护金字塔式的封进人伦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如果说“立君为民说”在先秦儒家学说中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到封建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的宋代，“君养民说”则已成为不可非议的信条， 君为民之父母便是这种信条的温情的表现。于是，诸如“养民如子”、“民之父母”遂成为口头弹，殊不知如此温情脉脉的“歌德”其实是封建奴性、封建压迫最集中的体现。包拯生于其时，自然也免不了时代的偏见，他一方面认为“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言陕西盐法》)，另—方面又说“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古之圣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以万务之无极也，一统于上，岂可以思虑尽之邪！”({论取士})士大夫尚且为“重畜”，普通百姓的地位又何待言之！很显然，包拯主张恤民、安民，其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社稷的延续，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秩序，其高扬的“中正”也就充其量不过是封建法律的“中正”，其中固然包含着对民众的同情，闪烁着民本的光辉，但对君主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作用。包拯的“中正”观念乃是奉献给君主的—付清醒剂。如果君主能明乎此，只会增强他们的应变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如此有限的“中正”堂而皇之地将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压迫合理化、法律化，其阶级本质在此表露无遗。既然无“中正”之法，又何有执法之“中”?这就不难理解显现在包拯身上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不畏权贵，力主官民同罪；—方面又创设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连行刑的方式亦毕现出官民的不平等，封建等级的森严，中正执法又何从谈起?
其次，包拯所主张的“慎罚”亦有着鲜明的阶级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他力主对“犯上作乱”者严惩不贷。虽然如前所述包拯时时呼吁统治者要简刑慎罚，“宽民利国”(《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但每当遇到谋反叛逆之举或山泽间“盗贼”之乱，他就顿改温情的面目而主张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庆历四年，保州城内兵士杀害官吏，举兵叛乱，后经朝廷招降，叛首韦贵开城受降，事平后，朝廷宣命韦贵充岳州监税，包拯对此愤愤不平，屡次奏章乞请重断，其云，“韦贵当兵士构叛之时，不能死节，为其戎首，同恶相济，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诏谕，方且开门纳款，今若酬其后效，特贷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致之刑辟，允为得宜”(《乞断韦贵》)。且不论保州事变的因缘，但就包拯对叛逆之臣的深恶痛绝，欲流欲杀便可足见其对君主、社稷的耿耿忠诚，简刑慎罚的一贯主张在这里不见了。再如庆历年间，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等地旱潦相继，灾害频仍，民食艰阻，“盗贼”蜂起，各州县擒捕不力，包拯甚为忧虑。为了更有效地平定“盗贼”，他主张对待“盗贼”必须“速行处置”，“应有盗贼，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或少涉弛慢，并乞重行朝典”(《请速除京东盗贼》)在这里，为民请命变成了为民请杀，为什么他对许多实为饥民的“盗贼”如此痛恨呢?原来他认为：“况今国用窘急，民心危惧，凡盗贼若不即时诛灭，万一无赖之辈相应而起，胡可止焉！”(同上)他“切恐结集转多，为患不细”(《请差京东安抚》)。在这里，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危，而不是饥民的哀啼；注重的是君主的大柄，而不是遍野的饿殍。虽然他也有陈州粜粮的义举，但那只是对顺民的哀悯和施舍，以防止饥民造反为目的，一旦顺民变成了逆民而“犯上作乱”，．那就“不可不速行处置也”(《请速除京东盗贼》)其根本立场是毫不含糊的，绝无半点简刑慎罚的温情，“慎罚”的局限性于此显见。这足以说明包拯是统治者的“重畜”，是地主阶级的贤臣，至多不过是属恪封建礼教的民之“父母”，而决不是民之领袖。如清代何良俊评价海瑞所说“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4
笔者无意于以抽象的思辩来否定包拯“中正慎罚”的进步意义，因为实际上确实存在着包拯的主观导向和客观社会导向之间的错位现象。尽管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主观导向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如马克思所说：“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5，但在客观上，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农民，面对的是沉重的科率差役，残酷的刑罚制度，横行的地主恶霸，枉法的官府衙门，残酷的现实使得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主张“中正慎罚”的包拯毕竟给近乎绝望的农民以些微的希望和蔚藉，他们期望统治者能稍微“公正宽容”些，从而不致于使他们落入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境地，因此包拯才有了后来的高大形象。同时，包拯主张“中正慎罚”并提醒统治者须“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书端州郡齐壁》)，告诫统治者不可暴力过头，刻剥无限，以免水激
舟覆，客观上起到了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对农民的压迫，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的作用。无疑包拯高扬“中正慎罚”观念的客观社会导向在封建时代具有进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也必须指出民众对包拯“中正慎罚”的期望和将包拯异化为偶像的顶礼膜拜恰恰是其在封建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之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反映，是民众屈从封建秩序的—种特殊表现形式．这正好说明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民众时时翘首盼望象包拯一样的清官的降临，而老大沉重的封建社会却依然如故，“吃人”愈甚，虽有正朔的屡屡改易，却并不能改变民众遭受深重的封建压迫的悲惨命运。
总之，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包拯对“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方能避免因时代变迁形成的偏见―过份拔高或过多贬抑，使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一恰当地位。
[注]
①包拯语均据《包拯集编年校补》，黄山书社1989年版，文中仅出篇名
②《荀子.臣道》
③孔子《论语.尧曰》
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5
（本文原载《学术界》1991年第3期）
《“中正慎罚”观念的高扬——包拯法律思想述评之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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